Ben Horowitz谈American Dynamism与AI的未来｜The a16z Show
摘要
A16Z规模超过150亿美元的新一批基金，使技术规模直接转化为一项明确的国家科技责任。 Ulevitch称这是a16z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批基金，并进一步将其定义为美国历史上押注美国赢得下一个科技世纪的最大赌注。Horowitz援引Andy Grove的警告称，行业领导者天然继承了决定行业伦理与发展方向的责任；在他看来，a16z的角色是通过投资、政府协同、让公民获得技术以及与盟友协同，帮助美国赢得AI革命。
Horowitz关于American Dynamism的论点，建立在持久权利以及创业者确实能“获得机会”的可信承诺之上。 美国的机会并不完美，但创业者可以把一生押在一个想法上，而不必预期成果会被政府任意没收。在他对“self-evident”（不言自明）权利的解读中，自由来自上帝或更高层次的来源，而非政府，因此政府无权将其收回。
美国在将AI纳入政府体系方面一度明显落后中国，尽管ChatGPT也曾挑战“中国整体领先”的主流判断。 Horowitz称，如今美国创业者和愿意改变规则的政府正在快速追赶；他对此感到振奋，并认为当前冲突已经让这一进展变得清晰可见。
Horowitz将Anthropic与战争部的决裂解读为一次商业性退出，而非真正的哲学僵局。 Anthropic当时已经被部署，在美国即将开战之际还握有极强的议价能力，因此任何合理要求都可能得到满足，甚至可能拿到超出其应得的条件；但它选择离开交易，也不再回Emil的电话，这在Horowitz看来说明它“想退出这笔交易”（“wanted out of the deal”），只是他不知道原因。
Horowitz给创始人的建议，起点是战争与犯罪不会消失这一前提。 员工不应自认为在伦理或地缘政治判断上高于国务院、战争部或情报机构，也不应认定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人员不该获得最好的技术。
盟友工业化的逻辑建立在能力互补之上：墨西哥负责高质量制造，日本负责机器人、供应链和防务协同。 墨西哥的专业能力可以支持美国再工业化，但前提是让一条“薄边境”获得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日本则可以填补美国机器人供应链的缺口，同时其防务开支已从GDP的0%升至3%，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也与美国高度一致。
风险投资正分化为覆盖多品类的规模化平台和高度垂直的专业机构，夹在中间的公司承压出局。 当每年真正有机会做到1亿美元年收入的公司大约只有15家时，小型合伙制机构有其合理性；如今“每一家有意思的新公司都是科技公司”，覆盖所需的不只是规模和共享服务，还需要能够推动重组的集中式权力。
媒体策略已经从尽量不犯错，转向在无限渠道中持续赢得注意力。 成功的创始人或官员必须有趣，同时牢牢围绕一致的信息主线；如果出了问题，Horowitz的处方是“明天做10档播客，把舆论场淹没”（“do 10 podcasts tomorrow and flood the zone”）。
Horowitz最大的担忧不是技术雄心不足，而是美国社会对技术的悲观。 他依稀记得一项民调显示，中国对AI持乐观态度的人超过70%，美国则低于30%。他还转述一名日本人士的说法，称日本的创业生态正围绕AI重新启动；随后他给出明确的上行判断：我们将终结交通事故死亡、治愈癌症，并终结当前意义上的贫困。AI就像火，可能造成严重破坏，但它的风险可以被管理，而不必因此放弃其收益。
精读
1. 规模将技术领导力转化为责任
Ulevitch称，公司新募得超过150亿美元，构成a16z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批基金；他随后又将其定义为美国历史上押注美国赢得下一个科技世纪的最大赌注。面对由此产生的责任问题，Horowitz援引Andy Grove的警告：对于行业领导者而言，“这个行业的伦理和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
Horowitz的逻辑链条从机会通向国家实力：让人们“获得机会”能够释放其贡献，美国更先进的技术赢得了工业革命，而美国能否赢得AI革命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Ulevitch追问：美国技术主导地位为什么应该让所有人受益？Horowitz因此谈到“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我们认为下列真理不言自明）。在他的解读中，权利源自上帝或更高层次的来源，而非总统或国会，因此政府很难将其撤销。
2. 政府追赶暴露企业地缘政治的边界
Ulevitch介绍称，American Dynamism成立超过4年后，目前已经进入第2支基金，投资方向位于先进软件与硬件的交汇处，目标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制造业以及相关的上游能力。
ChatGPT出现前，主流判断认为中国在整体AI领域拥有显著领先；Horowitz称，ChatGPT让人们意识到美国可能已经取得领先，但中国在将AI纳入军事、官僚体系及其他政府系统方面的优势确实存在。真正出乎意料的是美国追赶的速度，背后既有愿意行动的创业者，也有准备改变规则的政府。Horowitz称，当前冲突让这一进展变得可见，也让他重新看到希望。
Horowitz对Anthropic争议的判断十分直接：“那笔交易不是因为哲学分歧而破裂。”Anthropic已经被部署，在美国即将开战之际还拥有非同寻常的议价能力，因此任何合理要求都可能得到满足，甚至可能得到超出其应得的条件；但它找了一个问题作为离场理由，也不再回Emil的电话，这表明它“想退出这笔交易”。
对于动机，他保留不确定性——“究竟是员工的问题、Dario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他否认外界所称的伦理冲突框架。战争部拥有大量规章制度，Horowitz称，任何违规都有“100%的概率”泄露，因为“华盛顿没有秘密”。
Horowitz给创始人的建议，始于战争与犯罪仍将持续这一现实。他认为，员工不应以自己的判断取代国务院、战争部或情报机构的判断，也不应拒绝让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人员获得最好的技术。Ulevitch将相反的冲动称为“廉价道德主义”（“dime-store morality”）和“凭感觉搞地缘政治”（“vibe geopolitics”）。
3. 盟友工业政策从能力互补出发
Horowitz坦言，A16Z还没有“完全想明白这件事”。创业生态需要一个前提：政府不会任意拿走创业者毕生的成果；在他看来，这种条件在全球都十分罕见。他点名瑞典和以色列，称两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创业能力。
墨西哥拥有高质量制造业能力；Horowitz认为，一些在墨西哥生产的美国汽车，在“很多方面”优于中国制造。他称，这种伙伴关系也意味着帮助墨西哥提升安全水平，因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连接着一条“薄边境”。
日本既热衷机器人，也拥有能够填补美国机器人供应链缺口的制造能力。Horowitz称，日本防务开支已从GDP的0%升至3%，且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与美国高度一致，这为A16Z、旗下被投公司以及美国本身都创造了机会。
4. 风险投资分裂为平台巨头与专业机构
A16Z成立之初，一项研究显示，每年创立的公司中，最终能做到1亿美元年收入的只有大约15家。随后“软件正在吞噬世界”，AI又进一步扩大了可投资公司的范围，直到几乎每一家有意思的新公司都变成了科技公司。
组织规模扩大就必须重组，而“重组本质上是权力的再分配”。共同控制的合伙制机构很难推进这种变化，因为权力被重新分配的人可以阻止变革；Horowitz认为，集中式控制让A16Z得以持续调整。
他对市场结构的判断是：大型机构将覆盖每一个技术类别，专业机构则集中于AI基础设施、生物、加密或游戏，处在中间地带的公司正被挤出市场。Ulevitch形容，A16Z的600多人被拆成小团队，共享平台服务，整体上由一种有效的“仁慈独裁”统领。
Horowitz把“权力”视为提供给创业者的一项能力，帮助他们弥补无法接触国会、关键监管会议和大型CEO的劣势。与之配套的文化约束是“做一流的生意，而且只能用一流的方式来做”：准时、响应迅速、诚实、尊重，而不是奉行强者对弱者的行为逻辑。
5. 媒体供给过剩奖励有趣，AI悲观情绪威胁普及
旧媒体时代的策略强调防守，因为渠道稀缺、形式受限，一次失言几乎会永久存在。如今渠道和形式都不受限，Horowitz称，优先级已经不再是避免每一个错误，而是“变得有趣”。
Alex Karp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有娱乐性、难以预测，但始终坚持亲美立场。一次错误可以通过“明天做10档播客，把舆论场淹没”来覆盖；但底层信息仍必须保持一致。
Horowitz最大的担忧是美国社会对技术的看法。他回忆称，一项民调——他认为——显示，中国对AI持乐观态度的人超过70%，美国则低于30%。他还转述一名日本人士的说法，称日本的创业生态正围绕AI重新启动。
他对恐惧情绪的反驳是明确的：“我们将终结交通事故死亡”，治愈癌症，并终结我们所理解的贫困。他用火作比喻：火可以烧毁一座村庄，也可以为房屋供暖、烹饪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同样可以与它带来的收益并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