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man Sachs董事长谈金融业为何以不同方式采用AI｜a16z
摘要
Blankfein 对风险管理的核心判断是，投资者必须承担风险，同时提前规划并买入廉价的对冲工具。 与其执着于预测，不如追问可能发生什么、投资组合会如何反应，以及在“飓风逼近”前有哪些保护措施可用。周密的预案能让公司行动快到看起来像未卜先知：“我希望所有人都因为抢跑而被叫停”（“I want everybody to be called for a false start”）。
金融业会激进采用AI，但近乎为零的容错空间意味着其采用曲线不同于Silicon Valley；Goldman在测试替代系统时仍让已获验证的系统继续运行，有时要跑足50x，并确保“最后49次”全部完美，才会切换。 技术因此在初期反而推高成本；受监管机构不能在上线失败后靠道歉收场。
AI最被低估的危险，不是机器智能压过人类，而是不透明、规模巨大且高度杠杆化的执行。 软件可能在没有人类直觉、也没有可见推理链的情况下执行70,000笔交易，而过去交易室一旦有人报出错误价格，整个房间就会立刻停下来。监管或许需要放慢部署，“不是因为它比我们聪明、会把我们变成宠物”，而是因为机构目前还无法检验输出是否正确。
AI“将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模型或每家公司都会成为赢家。 Blankfein认为，由创始人主导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押上自己的财富与自尊，确实体现了强烈信念，但信念不等于正确。他认为，世界可能只需要4个大型语言模型，而不是10个；其中2个可能成为超级赢家，最终赛道甚至可能收缩到2个。
Goldman上市后仍保留了合伙制的行为逻辑：让员工对整个公司负责，再按公开市场的数学重塑盈利。 Glass-Steagall废除后，更大的资产负债表变得必要，但股东看重的是盈利稳定性：“私营公司看E，上市公司看P/E。”将自营风险转入基金，相当于把“100美分美元”变成风险更低的“20美分美元”，需要更大业务规模，却有助于获得更高的P/E和股本回报率。
Goldman在金融危机中的优势，来自在现实迫使公司就范前，先把估值打回现实。 独立估值团队要求交易员“出去卖点东西——卖掉一部分”，从所谓AAA资产中暴露出已经消失的买盘，并在仓位被迫出售前先把损失计入账面。Goldman还完全对冲了AIG敞口、要求抵押品，并履行了Chrysler等客户的承诺——但“不会更多”，也“不会提前”。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AI公司，应在舆论反弹到来前建立公众认可。 Goldman直到危机来临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太重要、太有影响力、太庞大，不能继续匿名”，但此前没有面向消费者的关系为其声誉提供锚点。Blankfein建议OpenAI、Anthropic等机构的领导者尽早解释自身的经济功能，因为当公众认定出了问题时，再保持谦逊和隐身就会变成负债。
精读
1. 危机领导力始于拒绝向混乱屈服
遇到持枪袭击警报时，Blankfein看着武装保安赶到；有人建议他钻到桌子底下，他却转头问身旁的客人：“你的沙拉吃完了吗？”这不是因为饿，也不是逞强，而是他在危机时刻会本能地试图卸掉现场的紧张感。
他的“正常状态就是不让自己处于待机”，但危机会让事件仿佛放慢。在大约每4到5年就遇到一次所谓“世纪危机”后，他的行动原则变得很简单：让人各司其职，避免所有人僵住，“不要向混乱屈服”。
简历和外在气势都不是判断表现的可靠指标。金融危机期间，一个骑牛的“真正男子汉”表现挣扎，反而是那些看起来连一层楼梯都爬不上去的人脱颖而出。在讨论董事会人选时，建议优先选择经受过危机检验的人，而不是只看起来镇定自若的人。
2. 低预期与一次意外收购为Blankfein打开Goldman大门
Blankfein在NYCHA公屋长大，住在一个“需要支付两段车费的区域”；当时一个家庭每周收入超过约90美元，就会失去住进那栋楼的资格。曼哈顿虽然看得见，“实际上却像在5,000英里之外”；上大学前，他大约只去过那里3次，其中一次是参加Harvard面试。
他把低预期称为一种“优势”，因为自己没有承受高预期带来的心理负担，但也承认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在一所濒临失败的高中里，“我觉得自己连一本书都没读过”；他的言语成绩很低，数学成绩约790分，唯一的目标只是去外地上大学。
法学院毕业、执业4到5年后，Goldman拒绝了他的申请。他唯一拿到的offer来自小型商品交易公司J. Aron；公司先让他做贵金属销售，随后被Goldman收购。这笔交易像哥伦布本想去印度群岛，却发现了美洲：在通胀时代进军商品市场的过程中，Goldman意外获得了一种创业型、带着江湖气的文化——过去，给交易员当司机都曾是很受重视的入门岗位。
3. 投资者必须在承担风险与收紧风险之间切换
Blankfein的基本划分适用于所有投资者：靠承担风险赚钱，然后“把自己一分为二”，站到风险管理者的位置上，追问投资组合是否足够分散、是否押注过重、是否管理不善。“两件事都要做”——既不能一味规避风险，也不能让信念无限制膨胀。
管理的悖论在于，两边并不对称。约束跃跃欲试的风险承担者可能是更难的工作，但只占整个周期约三分之一；更多时候，管理者要鼓动、甚至羞辱那些刚刚受挫的投资者重新出手，因为“我们的报酬来自把资金投向正确的地方”。
他的性格让他“能在每一线希望周围找到阴云”，但他也发现自己愿意留在高风险局面中，而不是一有波动就退缩。这种组合很关键：紧张感会逼出对下行风险的追问，而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则能防止风险管理退化成永久停摆。
预案会议不应纠缠概率，而应直接问：“如果真的发生，你会怎么做？”冬天就能买到便宜的保护；等飓风逼近海滨房产时，保险就会变得昂贵。这类演练还会让人对触发条件更加敏感，最终让准备充分看起来像预测准确。
4. 良好判断力要还原迷雾，而不是奖励事后诸葛亮
当初级员工提出担忧或机会时，Blankfein从不回答“我早就知道了”。即使报告内容重复，倾听也能让他同时了解事件本身和汇报者，并消除员工未来自我审查的借口：没人可以假定高层已经知道这件事、警报也已经沿着层级传递上去。
面对亏损，首先要区分愚蠢和错误。聪明人同样会犯错，但管理者常常让“事后获得的信息渗入判断”，把当时的不确定性倒推成显而易见。评估必须还原人在“迷雾中”能够知道什么，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而且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厘清当下。
他给那些自信满满的评论家的回答是：“既然你这么有先见之明，告诉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旦现在变成过去，“人人都是天才”；因此，风险管理与其说是预测，不如说是演练多种结果，并在发令枪响后比别人更快反应。
5. 金融业较早采用技术，但必须先完成并行验证
金融市场长期以赢家通吃的方式奖励技术优势。如果执行计算机离交易所近半个街区，几毫秒就可能决定谁拿下全部买盘或卖盘，其他人只能“看着你的尘土”。
受监管的金融机构无法照搬那些先上线错误产品、再道歉的公司。Blankfein提到，Robinhood早期曾声称某些账户受政府保险保障，但实际并非如此；Goldman则让经过验证的系统与实验系统并行运行，有时要跑足50次，并确保“最后49次”全部完美。新技术最初增加了成本，随后才在公司从“一块睡莲叶跳到另一块”后改善效率。
SecDB体现了持久架构的回报：其模块化风险框架保持了可调整性，而竞争对手的系统日益僵化，因此一个大约25或30年前的系统，其核心至今仍在使用。Blankfein把它比作自己那台40年前的HP 12C计算器：电池用了约22年，设计至今看起来仍不过时。
6. 合伙制文化靠保留所有者行为穿越IPO
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制让高级同事成为共同所有者，而不是下属：他们关心整个企业，要求充分的信息和影响力，并且可以把个人身家——历史上甚至包括房产——押在全公司层面的决策上。无限责任比只投资客户资金更能“让你集中注意力”于风险。
重大行动会提前在内部充分沟通，这可能拖慢甚至搁置原本倾向的决策，也让所有者拥有实际影响力。Blankfein说，这套流程能争取原本中立的同事支持，同时尊重他们作为共同所有者的地位；Goldman的校友办公室至今仍为离开数十年的人提供服务，这也强化了前员工继续认同公司的原因。
Glass-Steagall废除后，商业银行可以为自己提供的咨询服务提供融资，Goldman因而必须上市。既然J.P. Morgan可以成为顾问，Goldman就需要成为放贷方，并拥有更大的资产负债表——短期、不稳定的合伙资本无法支撑这一点。法律转换一夜之间完成；但在文化上，Blankfein说花了约25年。
上市把目标从盈利转向估值：“私营公司看E，上市公司看P/E。”把自营投资转入基金，意味着从“100美分美元”变成“20美分美元”，但风险更低、股本回报率更高，也可能获得更高估值倍数——前提是Goldman必须做更多业务。
7. 强势个人向平台让渡权力，机构才能复利
Blankfein希望自己“与其说被喜欢，不如说被看重”——成为能让他人变得更好的领导者，而不是只会调度资源或讲笑话的指挥官。他考察新晋管理者时会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员工每天晚上回家都会谈论老板，“你希望他们怎么谈论你？”
全公司统一的薪酬机制和合伙人选举，教会银行家在冲突中集体解决问题，即使几支团队想在同一笔交易中站到相反两边。这里的比喻不是一只800磅重的大猩猩，而是20只；其中19只必须定期说：“您先请。”薪酬可以奖励极致表现，但管理层必须“削弱周期的影响”，才能维持合作。
自营投资也让Goldman能以平等姿态接近客户，而不是“求着客户施舍业务的弱势方”。这带来理解力和自信；合伙制文化则让优秀投资者在不同周期中保持黏性——行情好时，收益会诱使他们离开；行情差时，公司又可能想与他们切割。
最典型的越过组织架构案例发生在Blankfein还没有头衔时：他为中东客户提出S&P 500现金持有套利结构，让不能赚取利息的客户仍能获得投资回报。他直接找到Bob Rubin，随后股票交易员被调来协助，第一笔订单就是1亿美元，远超当时公司做过的任何交易。
8. 按市值计价把会计纪律变成危机探测器
Haber反驳说，如果危机核心在私募股权，Goldman可能会更难应对；Blankfein承认确实如此，因为非流动性资产很难定价。但Goldman仍然赋予独立估值团队充分权力——这些合伙人的收入足以让他们敢于反对交易员——在争议中默认站在估值团队一边，除非投资者能通过卖出部分仓位证明存在不同价格。
这一流程暴露出一些号称AAA评级的证券：买盘消失，随后以远低得多的价格重新出现。Blankfein一度认为这可能是积累仓位的机会，但个人判断不能凌驾于市场之上；估值持续下跌，直到终于能卖出。由于损失已经计入账面，之后处置仓位反而更容易。
AIG体现了事先锁定保护的重要性。尽管AIG拥有AAA评级，Goldman仍用信用保护完全对冲敞口，并要求签订抵押品协议；Haber回忆说，或许只有“5或7家”公司敢提出这一要求。否则，Goldman根本不会做这笔交易。
关系和合同一样，会约束危机中的行为。Blankfein承诺按约向Chrysler提供融资，但“不会更多”，也“不会提前”。今天的初级员工，20年、30年或35年后可能会掌管重要机构；因此，危机时期积累的怨恨与善意都会相应地“黏着”下去。
9. 重要机构不能等危机来临后才解释自己
Goldman的批发业务模式没有分行、支票账户或按揭等能把公司与公众连接起来的触点；过去，公关部门甚至刻意让公司名字不要出现在报纸上。Lehman和Bear Stearns倒下、商业银行损失了500亿美元这样的金额后，Goldman依然可见且成功，“太重要、太有影响力、太庞大，不能继续匿名”，于是官方体系填补了它在声誉上的真空。
Blankfein给AI领导者的建议是，在防御性沟通变得必要之前，先解释清楚自身的公共职能。Goldman曾把资本与企业连接起来，也承担过把Tesla推向上市的风险——在那个时代，企业通常被认为应先实现盈利。“谦逊和低调有很多劣势”；等到人们开始想“杀死你”时，才试图结交朋友，已经不是好时机。
10. AI会极其重要，但能否投资仍取决于可靠性
被问到规模可能极其庞大的SpaceX、OpenAI和Anthropic IPO时，Blankfein拒绝预测周期。AI可能像电气化或互联网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但“我不认为有人知道答案”；与此同时，某个地下室里可能正有人悄悄打造“OpenAI 7”，在市场过度热情之外制造上行惊喜。
创始人主导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押上自己的资金和自尊，说明信念极其坚定，但不能保证判断正确。世界可能不需要10个大型语言模型，而只需要4个：其中2个成为超级赢家，另外2个勉强生存，最终赛道甚至可能收缩到2个。类似科技泡沫的出清也不能排除，只是Amazon当年也曾看起来极度投机。
可靠性决定了近似工具能否进入机构场景：“如果你做的是扔马蹄铁或投手榴弹，就不必精确。”Google会给出可供用户核查的书目；大型语言模型则可能遮蔽自身的推理过程。过去交易室有人报出错误价格，整个房间会立即停摆；如今不透明的软件可能执行70,000笔交易。
技术杠杆会放大尾部后果。Blankfein将Bhopal事故中数千人规模的死亡，与Fukushima的潜在后果作对比：如果风向改变，影响范围可能达到数千万人。监管或许确实应该放慢这类系统，因为输出无法被检验——不是因为AI会让人类变成“宠物”。但知识一旦获得就无法抹去，争论进步是否应该发生只会浪费管理进步所需的时间。
11. 自动化越深入，历史纵深越有价值
Blankfein不认同应为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感到悲观。美国过去曾有超过一半的人从事农业，如今只剩个位数比例，人们也找到了其他工作。财富增加后，社会或许可以实行每周3天工作制、每天6小时工作制，把下午留给诗人、猎人或渔夫：“这些我全都支持。”
他认可Peter Thiel的成功，但给年轻人的建议是成为“完整的人”。人文学科、历史和多样化经历能培养鉴赏力、商业韧性，以及同事和投资者愿意接触的有趣个性；极端的早期专业化可能在“第一场比赛”中带来回报，却会压缩人生的其他部分。
历史能校正当下的灾难主义。Blankfein提到南北战争、1960年代末校园枪击和政治暴力、因征兵而逃往加拿大、1968年苏联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DEFCON 2。即便当下正处于他所谓的伊朗地区战争之中，“知道某件事曾经做到过”也应该让人相信，它未来还可以再次做到。
当下占主导地位的地域和技能未必会一直如此：专业人士曾经争相学习日语，Blankfein和他的前任也曾投入大量时间前往中国；而“Silicon Valley”过去指的是Harvard和MIT周边的Route 128，而不是Stanford。寿命变长后，过早定型显得更加奇怪；Blankfein不认为人的生产性岁月会在24岁结束，并认为广泛的基础更有利于日后重新塑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