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长型科技公司:Lead Edge Capital 的 Evan Skorpen
摘要
Lead Edge 的公开市场策略,是在估值“空档期”买入增长赢家,而不是仅因收入倍数看起来便宜,就去买入技术业务正在下滑的公司。 其模式大致是集中持有10个仓位,每年新增3笔投资,平均持有3年。Skorpen 的门槛很高:产品必须真正为客户创造ROI,公司还必须“独特地具备”交付这一价值的能力。
软件行业的疲弱,很大程度是尴尬的成熟期问题,并不单纯是AI给出的判决。 SaaS 公司往往会从20–30%的增速放缓至十几%的高位,利润率尚未成熟之际,资本配置和公共市场审视却变得更复杂。过去,私募股权还能提供一条“退出通道”;如今,更多创始人必须在公开市场中度过这段“尴尬的青春期”。
较低的入场估值会带来战略选择,而高溢价倍数可能迫使管理层承诺重新加速增长。 在较低的毛利润倍数下,公司可以在盈利基础上加速增长、提升利润率、提高每股自由现金流,或回购股票。若收入倍数达到14–15倍,管理层可能必须预测增速重新加快,才能解释为何估值高于收入倍数约10倍的 Microsoft。
投资者日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制造单日催化,不如说在于迫使管理层制定多年价值创造计划。 Skorpen 称,投资者日当天的展示“经常被过度炒作,也容易成为陷阱”,但他更看重此前2–3个月的准备期:管理层必须明确未来3–5年的战略和可量化的计分卡。这样,股东就能围绕每股自由现金流、Rule of 40或增量利润率目标评估进展,而不是被季度收入噪音牵着走。
反复“超预期并上调指引”的惯例,让软件公司在基本面经济性极佳的同时,股东基础却异常脆弱。 没有公司能连续15个季度超预期并上调指引,因为市场共识最终会追上来;随后在路演期间下调预期,就变成“前进两步、后退两步”。Skorpen 希望公司吸引能够长期持有的股东,而不是“质量更低”或更加善变的股东。
小型上市公司需要明确终点:做大到足以进入标普500,或最终找到合适的所有者。 Skorpen 认为,立志“未来10年都经营一家 Russell 2000 公司”没有任何价值。具备成长为大盘复利股潜力的公司,应利用公共市场约8%的资本成本;没有这条路径的企业,则应在经营状况良好、而非陷入动荡时最大化价值,并考虑出售给战略或财务买家。
AI很可能先重塑软件的界面,再触及最深层的记录系统,使“叠加层”成为核心风险。 类似 Workday 的数据库可能长期存在,因为替换缓慢且痛苦,但另一家供应商可能掌控其上方的AI界面。最好的防御是达到“Oracle级别的粘性”——客户即使面对反复涨价仍然留下——同时争取足够时间搭建新一层产品,避免季度压力催生“皇帝没穿衣服”的AI叙事。
精读
1. 公共市场失去耐心时,Lead Edge 买入增长赢家。
Skorpen 于2018年加入 Lead Edge,负责搭建其公开市场业务;他从 ValueAct 带来了集中持仓、低调运作的投资方式。Lead Edge 成立于2011年,其母公司一半以上的资本来自一个遍布科技行业、由750多名个人LP组成的网络。
录制时的13F披露了8个仓位,但 Skorpen 介绍的实际运作模式是持有约10只股票、每年新增3个仓位,平均持有期接近3年。目标是在一家强劲公司的估值跌入“空档期”后,买入一笔有分量的仓位。
策略聚焦年轻的互联网和软件公司,标的往往刚上市不久,市值只有20–30亿美元。Lead Edge 寻找优秀的企业、利益一致的管理层,以及足够的影响力,帮助管理层“把故事拉回正轨”,但不会采取公开激进投资者的姿态。
其私募市场经历提供了公共市场投资者通常不具备的背景:Lead Edge 可能已经研究一家公司多年、甚至数十年,而不是只看其上市后的几个季度。LP网络也能加速建立关系;Clearwater 收购 Enfusion 后,一名来自 Boise 的LP在 Skorpen 甚至还没去过 Boise 之前,就为他牵线认识了 Clearwater 的CFO。
2. 软件抛售部分源于青春期问题,而不只是AI判决。
早期 SaaS 只有一个主导变量:“销售和营销的油门该踩多深?”风投投资人会争论应当继续亏损还是做到盈亏平衡,但底层任务其实很直接——先把产品做出来,再决定分销和获客要多激进。
当20–30%的增速降至十几%的高位,而自由现金流或 GAAP EPS 尚未成熟时,复杂性才真正出现。管理层突然要同时平衡增长、利润率是线性提升还是阶跃式扩张、高管更替、上市公司披露,以及盈利之后是否还需要保留过去那笔“过冬资金”。
2021年之前,极高增长有时足以帮助企业熬过这段青春期。另一些公司则可以“挥舞白旗”,接受私有化要约,因为当时私募股权需求旺盛,而符合收购条件的上市软件标的相对有限。
如今,这条退出通道更难走,迫使年轻创始人在公共市场审视下完成成熟。Skorpen 承认AI与 SaaS 承压存在相关性,但表示“其中相当一部分”与AI无关:行业品类正在成熟,团队也在学习一种完全不同的公开市场经营纪律。
3. 估值决定哪些价值创造承诺可信。
一家收入倍数接近15倍的公司,不可能提交一份明显摧毁股东价值的预算。2022–23年,这迫使许多团队承诺未来增速加快——未必因为他们真的预见到加速,而是因为在 Microsoft 收入倍数接近10倍时,自己的估值若仍在14倍左右,数学上就必须实现加速。
Skorpen 更偏好拥有多种选择的管理层。在较低的毛利润倍数下,公司可以在单位经济性支持时加速增长,宏观环境转弱时提升利润率,将股票转变为每股自由现金流故事,或者回购股份。“我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为股东创造价值。”
Remitly 展示了叙事与估值的错位:其股票交易于约9–10倍预期 EBITDA、约2倍毛利润,但管理层强调10年愿景,以及 Remitly for Business 可能将TAM扩大10倍。Walker 的反应是:在9倍 EBITDA 的估值下,“我不认为现在有人在乎把TAM扩大10倍。”
4. 投资者日在制造兴奋之前,先建立问责机制。
Skorpen 很看重投资者日,但“不是因为我认为它是明天拉升股价的好办法”。投资者日当天可能“被过度炒作,也容易成为陷阱”;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发生在此前2–3个月,管理层借此摆脱季度视角的束缚。
这项工作应当产出一份3–5年的股东价值创造计划:公司希望哪些人成为股东、哪些KPI定义成功,以及管理层能够可信地交付什么。Skorpen 会先要求公司提出自己的框架,而不是强行套用“Lead Edge 的方法”。
影响力始于信任。Lead Edge 认识 Remitly CEO 已超过10年,2018年曾私募投资 Wise,并从2022年起持有 Wise 的公开市场仓位;团队还与 Remitly 分享客户调研,并在提出建议前花时间当面沟通。“如果你一上来就火力全开,管理层不会听。”
Walker 强调了问责的价值:与其争论季度业绩差了5个基点,不如在18个月后回看管理层承诺的每股4美元自由现金流,并追问为何连达到每股3美元的路径都还没有。长期计划让真正的业绩复盘成为可能。
5. “超预期并上调指引”制造了脆弱的股东基础。
软件本应吸引异常耐心的股东:收入具有经常性,云迁移仍是长期趋势,增长消耗的资本很少,投入资本回报率也可能极高。但 Skorpen 称,软件公司的股东基础却是公共市场中“最脆弱的”之一。
投资者奖励季度超预期,卖方分析师继续按收入给盈利公司估值,管理层也相应作出反应。但连续15个季度超预期并上调指引“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共识门槛最终会高到无法跨越。
于是,公司在上调指引后的两个月里,私下压低下一份财报的预期。Skorpen 称这是一场“前进两步、后退两步”的无解游戏,吸引来的不是准备跟随3年计划的所有者,而是“质量更低的股东”和更加善变的股东。
6. CEO 可以选择计分卡,但必须接受一套计分卡。
Skorpen 从所有权的第一性原理出发理解公司治理:他对 Lead Edge 的投资人负有受托责任,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有效评估那些实际上为组合股东工作的CEO。仅看增长并不够,因为外部冲击可能主导某一整年的业绩。
在 Appian,CEO Matt Calkins 持有约50%的股份,政府业务暴露意味着 DOGE 行动或政府停摆都可能让收入偏离管理层能够控制的范围。因此,Skorpen 请 Calkins 自行选择一套公平的框架;Appian 最终选择了一个经过调整的 Rule of 40 目标,每年复核一次。
他并不执着于具体的计分卡。公司可以在3年内最大化每股自由现金流,经营成 Rule of 40 表现最好的企业,或者在尽可能快地增长的同时,追求超过30%的增量利润率。不可妥协的原则是:“指标由你来选。”
除了业务质量,管理层是否匹配也是一道准入门槛。Skorpen 会问,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新冠疫情规模的冲击,CEO、CFO和董事会是否会作出相容的决策。存在分歧可以接受,但如果无法说明围绕薪酬或资本配置的取舍,就很难进行投资判断。
7. 激励机制必须匹配公司的经济引擎。
Walker 警告称,每个指标都会产生外部性:按收入奖励可能鼓励不经济的支出或并购;而对于一家天然拥有50%以上 ROIC 的软件公司,按 ROIC 激励则可能让管理层拒绝那些能带来约30% IRR的项目。
Clearwater Analytics 仍然以收入增长目标作为 PSU 归属条件。若由 Skorpen 担任其薪酬委员会成员,他可能会调整这套方案,但他理解其中的逻辑:销售和营销费用占运营费用预算的比例相对较小且固定,增长主要由产品驱动,公司盈利能力已经很高,而强劲的收入增长应当会让利润率“自然到来”。
更广义的检验在于,公司是否对高管薪酬、股权激励、股本数量管理、最低现金储备和杠杆等问题都经过审慎思考。只要后果被充分理解,Lead Edge 可以接受不同答案。值得注意的是,Walker 观察到 Yext、Clearwater 和 Remitly 都在积极回购股票,这3家公司均属于 Lead Edge 披露持仓中规模最大的几笔仓位。
8. 披露文件包含信号,但所有权背景比孤立交易更重要。
当被问及披露文件中的细微变化和内幕交易是否有意为之时,Skorpen 的回答是“都有”。有些交易反映了知情决策,另一些则只是因为某位董事“在盖海边别墅”。投资者可能把普通且并不完全理性的个人生活选择,误读为公司信号。
一名风投投资人在取得10倍回报时的行为,与取得2倍回报时完全不同。私募市场中超过3倍已经是全垒打,因此,为了在募资前实现 DPI,接受8倍而不是10倍的回报,可能与下一季度业绩完全无关。
仓位大小同样重要。Lead Edge 大约持有10个标的,因此每笔投资约占组合的10%,对组合具有实质影响;2%的仓位则是另一回事。Walker 尤其不信任这类董事:其公司持股看起来很大,但相对于一只规模巨大的基金,也许只占10个基点。
为小公司搭建一支强大的董事会确实很难:有经验的运营者更愿意加入成功的大公司,而约15万美元的董事薪酬,可能不足以吸引他们加入一家陷入困境的发行人。IPO之后,长期担任创业导师的风投人士也可能为避免接触 MNPI 而退出,创始人于是要独自面对季度披露和对冲基金的压力。
9. 终值,而不是下跌的倍数,决定机会还是陷阱。
科技股中,看似便宜的收入倍数与真正便宜的 GAAP 市盈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一只股票即便从极端估值倍数下跌50%,也可能距离基于盈利的价值还有多年;过早判断底部尤其危险。
有吸引力的经济性会招来过度竞争,而产品快速变化意味着落后者可能迅速失去终值。Lead Edge 的核心检验是:客户是否获得真实ROI,公司是否“独特地具备”提供这一ROI的能力;如果市场上有7家难以区分的供应商,就很难通过这一检验。
Skorpen 不把这套策略称为价值投资:“我们是以价值价格入场”,但目标是持有大市场中的主导型增长公司。没有持久客户价值的便宜,只是一块不断融化的冰块。
小型发行人随后需要一个终点:要么成长为大型上市公司,要么在找到合适归宿前最大化价值;无限期留在 Russell 2000 并不是目标。标普500的资本成本约为8%,其中最小的公司市值约200亿美元,真正有望成为未来成分股的企业或许应当继续保持上市,除非战略买家愿意支付极高的价格。
10. AI先威胁界面,再摧毁记录系统。
Walker 以个人经历追问了看空逻辑:他取消了健身追踪器,如今把所有数据都输入 ChatGPT。有些软件可能走向“终局归零”。Skorpen 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跨越数十年的转型早期阶段,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Workday 提供了他的分析框架。Workday 的数据库接入无数工作流,不太可能快速消失,因为企业信任和系统集成需要多年建立。真正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的是用户界面——就像鼠标曾经改变计算机——这带来一个风险:AI供应商可能在 Workday 之上构建新的外壳。
核心银行系统提供了类比:Fiserv 的底层系统依然具有粘性,但更新的 SaaS 供应商已经夺取了面向客户的上层。Workday 可能更容易完成现代化,因为它主要是单实例、多租户软件,但决定性问题仍然是:它能否掌握新的界面,还是会被“叠加”在上面。
毛收入留存率本身并不能证明业务具有韧性。Skorpen 要的是“Oracle级别的粘性”:客户不喜欢每年涨价,却仍然不会离开。Skorpen 也感到安心,因为软件公司的CEO都意识到AI是风险,即使增加技术投入,股价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Walker 则反驳称,投资者仍然要求季度证据,尽管企业级AI产品仍处于早期阶段;管理层陷入两难,要么承认“我们还没有做到”,要么每季度都在讲述“皇帝没穿衣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