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 Andreessen 谈互联网如何改变新闻、政治与愤怒｜The a16z Show

摘要

• Andreessen 的总框架是：互联网重建了 CNN 创始人 Reese Schonfeld 所说的“Randomonium”——抓住当下最令人着迷的事情，实时发布碎片化信息，直到下一件当下事件到来。 如今，社交媒体和流媒体已将这种形式扩展到 X、YouTube、Twitch 等平台。“互联网重新发明了 Randomonium。”

• 在 Andreessen 的模型里，平台会把每一件现实事件都变成一场病毒式传播的 meme、道德恐慌、甩锅循环和对立道德部落，而每轮大约持续2.5天。 上一场争议很少真正得到解决，只是被下一场争议吸走情绪能量。从他举例的4月20日到11月6日选举日之间，可能会出现100—120轮这样的循环，因此今天被认为决定性极强的议题，对最终投票结果几乎无关紧要。

• McLuhan 的“地球村”把人类原本约150人的直接关系能力，扩展到一个拥有80亿人的世界，必然造成“让大脑融化的体验”。 Andreessen 对“媒介即信息”的更新说得很直接：“只要上了互联网，就会变成病毒式社交媒体 meme。”即便是外星人入侵，也会被转化为段子、愤怒、甩锅和彼此对立的道德阵营。

• Andreessen 对社交媒体的有限辩护是：修辞战争可能正在取代实体战争。 西班牙内战伴随着宣传海报，大众政治由广播驱动，电视则伴随越战时期的动荡；他认为，如今尽管网上愤怒无处不在，西方社会可测量的政治暴力却处于历史低位。他的假说是：“社交媒体战争上升，实体暴力下降。”

• 一件当下事件能赢得注意力，靠的是情绪张力、事实争论空间、部落形成和个人化，而不是客观重要性或事件规模。 一个人经历但存在争议的遭遇，可能制造与1万人受害同等程度的愤怒，因为较小的故事提供了具体面孔，也留下了争论事实的空间。“新闻叫新闻，不叫重要性。”

• 影响力行动确实存在，但一场付费或人为策划的干预一旦转化为有机运动，“那不过是一次行动”就不足以解释全部现象。 Andreessen 提到“可见性企业家”：他们先把一个醒目的事件植入公众意识，再依靠共鸣形成无需付费的传播级联。他还强调了一个披露缺口：他认为付费推广洗发水需要透明披露，也认为候选人捐款必须申报；但围绕道德或政策议题的付费倡议，在法律上可能仍可隐形。

• 可投资的媒体形态正在形成哑铃结构：一端是用完即弃的短视频，另一端是异常深入、由从业者主导的内容。 无法适应的传统机构将继续衰落，而3小时播客、7小时播客、Lex 上长达10小时的节目、Substack、长篇文章、课程和长达30页的 AI 研究成果，都显示出市场对深度内容的需求正在上升。Andreessen 认为，Trump 仍是电视—互联网混合型人物；第一位完全通过互联网当选的总统，可能要到“可能是”2032年才会出现。

精读

1. CNN 最初的产品是持续占据注意力，而不是每日简报

• Andreessen 回溯了《Me and Ted Against the World》一书：Reese Schonfeld 与 Ted Turner 正是通过这本书讲述 CNN 的创建过程。Schonfeld 曾帮助 Turner 搭建首笔卫星交易，并说服这位以争议著称的创始人相信，全天候新闻网络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新媒体形态。

• Turner 最初设想的是一个15小时频道，因为他认定没人会在夜间收看。Schonfeld 坚持做24小时频道：世界上总会有某个地方、某个时刻发生足够“惊人、有趣、有争议、离谱、引人入胜、令人着迷”的事情，让观众保持清醒。

• Schonfeld 将这套运营系统称为“Randomonium”。CNN 会锁定当下事件，把能够拿到的零散报道、街头采访或现场画面先播出去，错误之后再改：“你只管把这件事放上屏幕。”不完整本身就是实时产品的一部分。

• 1991年海湾战争验证了这一判断：观众在轰炸进行时，通过 CNN 观看来自巴格达的实时报道。此后 CNN 又在 O.J. Simpson 审判和 Monica Lewinsky 丑闻中追逐这种体验，但 Andreessen 的结论是，互联网最终夺走了这种形式：“互联网重新发明了 Randomonium。”

2. 地球村压垮了人类尺度的认知能力

• Marshall McLuhan 的“地球村”是一种诊断，而不是一种赞美。Andreessen 认为，村庄意味着人人都认识人人，隐私消失，邻居永远“管得太宽”；互联网则把这种社会结构强加给了整个地球。

• 人类或许只能与大约150人维持直接关系，这就是熟悉的邓巴数；但地球村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邓巴数大约等于80亿人的世界”。任何人都能进入他人的注意力范围，批评对方，并要求对方作出情绪回应，因此这会成为“一种非常、非常让大脑融化的体验”。

• 媒体改变的因此不只是信息传递方式，也是人们体验现实的方式。Andreessen 的思想实验是“用 Twitter 重演珍珠港”：同样发生在1941年的事件，会因为公民通过实时社交媒体、而不是主要通过电视和广播来经历它，带来截然不同的全国性体验。

3. “当下事件”每2.5天重置一次

• McLuhan 说，任何被放上电视的东西都会变成一档电视节目：一部精致的半小时喜剧或一小时剧情剧，通常都按道德寓言来组织。Andreessen 特别提到 Seinfeld 的“没有成长，没有拥抱”规则，正因为它违背了电视惯常以道德教诲和和解收尾的结构。

• 他对互联网的对应判断是绝对的：“只要上了互联网，就会变成病毒式社交媒体 meme。”无论起因是政治、名人八卦还是外星人入侵，事件都会变成段子、愤怒、指控、道德恐慌、甩锅，然后两边列阵开战。

• 其数量级表现为一次尖峰，随后进入半衰期衰减；每次 meme 爆发大约持续2.5天。事件不会真正解决，只是被下一场当下事件取代。7天之后，一个曾经被当作生死攸关的问题，就会“消失在时间的迷雾里”。

• 这种节奏削弱了长期政治预测的意义。从举例的4月20日到11月6日选举日，Andreessen 估计可能出现100或120轮 meme 循环；最终投票更可能由经济状况和选举日前正在发酵的恐慌决定，而不是由今天的愤怒决定。他说，媒体的形态让人的行为进入了“自动驾驶”。

4. 网络愤怒可能正在替代街头暴力

• 当被问及更多噪音是否仍会让社会更接近真相时，Andreessen 给出的答案是对称的：社交媒体包含“更多真相，也包含更多谎言”。守门机制瓦解后，直接讲真话变得更容易；但摆拍内容、隐蔽影响行动，以及试图“识别操盘”的原生游戏也依然无处不在。

• 他的历史类比把新兴媒体与大规模冲突联系起来：彩色宣传海报是西班牙内战中的新媒体技术；广播既是法西斯政权的原生媒介，也是 FDR 政治传播的核心；电视则塑造了越战以及1960—1970年代的暴力动荡。

• 与网络政治带来的强烈体感相比，Andreessen 声称，“西方社会的政治暴力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个反差对他的论点很关键：屏幕上的极端言辞，不应被视为等同于人们走上街头、伤害或杀死政治对手。

• 他的因果解释明确只是一个理论：人们直接参与“线上虚拟战斗”，可能会把愤怒从实体冲突中导流出去。“如果你坐在家里刷社交媒体、生着气，至少你没有走上街头伤人。”这是他的道德辩护，而不是说网络世界本身是健康的。

5. 两极化早于社交媒体，而且曾经更加血腥

• 主持人提出了那个熟悉的论点：网络部落让人们与家人疏远，并形成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共同体。Andreessen 的回应是，历史已经被“磨平”了：人们拿鲜明的当下，与被评论者自身现代议程过滤过的、经过美化的过去相比。

• 他最典型的文化样本是《All in the Family》。Norman Lear 原本希望进步派女婿“Meathead”在道德上教育落后的 Nixon 支持者 Archie Bunker，但 Carroll O’Connor 的幽默和1970年代过热的政治氛围让 Archie 成为了主角；这部剧最终传达出的道德效果，恰恰与创作者原本的意图相反。

• 更广泛的历史记录还包括越战、民权冲突、红色恐慌、2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南北战争、欧洲革命以及印刷术时代的暴力。过去，美国有权势的男性会通过武装决斗解决侮辱；劳资纠纷也可能以资方用机枪扫射罢工工人收场。今天的冲突并非历史上的新现象。

6. 集中化媒体曾制造一个波动性被压制的时代

• Andreessen 不接受“智能手机导致抑郁普遍上升”的说法。他指出，西方国家报告的趋势各不相同，并称表面上的增长与心理诊断所附带的福利或学校便利措施相关；在他的解释里，至少有一部分影响是“统计伪象”。

• 但他承认，自大约2014年以来，生活的体感确实变得更激烈。他提出的更窄假说是：从冷战结束到2014年，西方经历了一段“被压制的波动性”时期；当时地缘政治信心与高度集中化媒体的余威同时存在。

• 集中化媒体在1970年前后达到顶峰：许多地方报纸整合为每座城市一家，3家电视台主导全国收视，广播电台、杂志和通讯社也逐渐收缩为少数几家机构，试图以相对均衡的方式服务广泛受众。

• 更早期的美国媒体反而更像今天的互联网。一个城市可以养活10或15家公开党派化的报纸；据说 Ben Franklin 曾在费城报纸上安排约15个使用笔名的“另类账号”彼此论战。到了1800年的 Jefferson—Adams 选举，报纸上的诽谤已经超过 Andreessen 所看到的当代社交媒体。

7. 愤怒偏爱模糊性、亲密感和部落对抗

• Andreessen 的区分是基础性的：“新闻叫新闻，不叫重要性。”如果出版物只报道后果重大的发展，就会失败，因为受众寻找的是新鲜、热度、刺激和愤怒，而不是对何者最重要进行冷静排序。

• 成功的当下事件会先像职业摔角或《Real Housewives》一样制造火花，再暴露出一个可以让部落围绕其形成的道德问题。阵营攻击的不只是对方的说法，也包括对方的价值观；当冲突升至最高点时，参与者会人肉对手，并试图让对方丢掉工作。

• 事实越确定，反而可能越削弱这种内容形态，因为模糊性会留下更多争论空间。Andreessen 以 Jussie Smollett 事件为例：其中存在争议的细节激活了2个现成阵营，一方认为它证明了日常性的种族主义暴力，另一方则认为它证明了事件是捏造的。

• 愤怒也不会随伤害规模同步扩大。影响1个可识别的人，可能制造与影响1万人同等甚至更强的情绪强度，因为“1个人死亡是悲剧，100万人死亡只是统计数字”。个人化案例为更大的道德战争提供了情绪入口。

8. 最具病毒性的证据，往往出现在故事已经开始之后

• Andreessen 借用 George Orwell 对战时宣传的分析指出，战争的抽象正当性很难销售，因此政府会寻找涉及具体暴行和明确无辜受害者的事件。即便所谓暴行是假的，其宣传价值也可能依然很高，因为它发挥的是道德授权和妖魔化敌人的功能。

• René Girard 提供了一个心理学层面的警告：替罪羊机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参与者忘了替罪羊本身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循环。每个目标的毁灭在当下都显得独一无二、刻不容缓，直到下一轮循环取代它；因此 Andreessen 建议，在情绪升温时，至少保留“一小部分大脑”来识别这套机器。

• 对于被卷入循环的无辜者，最终真相也未必能带来恢复。Andreessen 提到，一些取消行动源于被错误报道的言论、被强加的立场或随口说出的评论；随后目标被打上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标签，被解雇，并在可靠背景信息追上来之前“被清除出社会”。

• 病毒视频存在结构性的语境问题：通常要等到一件事有趣到足以让某人掏出手机时，录像才开始。Andreessen 从 Rodney King 事件一直追溯到 Central Park 观鸟者事件。关键问题是“在那之前发生了什么？”有时只有在1年后的审判中出现证据，才可能得到答案。

9. 一场操盘只有在变成有机运动后才算成功

• Andreessen 同时拒绝“所有事情都经过协调”和“所有事情都是自然发生的”这2种说法。有些事件是真实的，有些是影响行动，还有些起初是付费或人为策划的干预，之后才转化为人们真诚相信的群众运动——而这往往正是行动希望实现的结果。

• Timur Kuran 和 Cass Sunstein 的“可得性级联”解释了其中机制。可得性偏差会让人们过度重视眼前浮现在脑海中的事物；“可得性企业家”则会有意把某个人、某种不满或某个道德事件植入公众意识，希望社会动能随后自行持续。

• 他举出的、故意带有挑衅性的例子是 Rosa Parks：Andreessen 指出，她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活动人士，而不是学校简化叙事中那个随机上车的乘客。他认为，有组织的起点与运动后来产生的深远积极后果并不矛盾；广泛的社会变化发生后，起源便退化成历史脚注。

• 付费播种无法凭空制造无限需求。一项事业仍需与人们原本就有的某种感受产生共鸣，之后他们才可能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自行传播。由于即使没有最初的操盘，他们也可能自行动员，反事实无法验证；因此“这不过是一次行动”就成了分析上的自我安慰。

10. 影响力市场运行在披露缺口之中

• Andreessen 对比了3种交易：他认为，网红收钱推广洗发水，通常必须披露这是广告；向联邦候选人捐款必须申报；但付费推广既非产品、也非候选人的道德或政策立场，在法律上可能完全不必公开。

• AI 政策是他当前使用的例子。他说，一些 AI 末日论倡议由暗钱影响网络资助，同时又谨慎补充，并非所有表达这些观点的人都收了钱。一个新近宣传的免费 fellowship 由 MIRI “和其他捐助者”资助，在他看来，像是隐蔽机制突然以公开形式现身。

• 机器人农场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模糊性：网红可能从一支机器人军团中获益，却不知道是谁出资。Andreessen 承认自己改变了估计——“操盘行动可能比我原先愿意承认的更多”——但仍坚持一个限制条件：只有当真实的人接力传播时，行动才能产生大规模影响。

11. 媒体正在分裂为一次性短片与极致深度

• Andreessen 从美国集中化机构信任崩塌讲起，并将这一趋势追溯到大约1970年，与“WTF Happened in 1971”这个 meme 联系起来。电视收视率、报纸、杂志和其他传统形式仍在持续收缩；无法适应的内容资产，可能最终只是被私募股权机构逐步缩减。

• 这场转型仍然是混合式的。主持人提到 CBS 收购 The Free Press，以及 Mark Halperin 在传统评论与新形式之间搭桥；Andreessen 则补充说，The New York Times 是少数成功适应转型的机构。多数传统参与者不会完成转型，而播客、社交媒体和直播仍在持续增加文化权重。

• 但未来并非全都趋于浅薄。短视频平台 TikTok、Instagram 和 X 的视频内容，与3小时播客、7小时播客以及 Lex 上长达10小时的节目形成对照。主持人提到，创作者看到的完播率高得出人意料，许多听众会完整消费数小时的节目。

• Andreessen 将这种结构称为哑铃，并认为长内容一端正在出现“实质内容的大幅增长”：Substack、X 上的长文、在线课程，以及接近30页的 AI 深度研究成果。由从业者主导的媒体让 Andre Karpathy 这样的专家能够直接解释自己的工作方式，成为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的版本——类似 Charlie Rose 过去在午夜播出的、时长通常为1小时的访谈。

12. 第一位完全原生于互联网的总统尚未出现

• Andreessen 不认为 AI deepfake 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认知断裂：“deepfake 早就存在了。”他提到 Gulf of Tonkin 事件，以及他所称的精心编造的 Russiagate，以说明政治从来不是一个充满真相、只等待技术将其腐化的环境。

• 历史模板是1960年的 Kennedy—Nixon 辩论：据报道，收听广播的人更支持 Nixon，而观看电视的人更支持 Kennedy，因此这场辩论被视为第一场电视选举的经典案例。媒介改变了选民能够感知的候选人特质，也因此改变了谁能够获胜。

• 互联网工具已经产生影响，但尚未主导整场竞选：Obama 在2008年使用线上募资，Trump 在2016年把社交媒体当作广播工具，2024年则成为“播客选举”。不过 Andreessen 仍认为，这些都不符合第一场真正的互联网选举。

• Andreessen 将 Trump 视为混合型人物：熟悉社交媒体，但仍高度关注电视；他可能因为不喜欢字幕条而发一条推文，然后看着电视网更换话题。真正的互联网总统会完全忽略电视和报纸，做到“100%”在线。Andreessen 不知道这何时发生，但他的“可能是”判断是20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