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Abstract的创立逻辑是：剔除Uber和Roblox（两者的种子轮都由First Round领投），几乎不可能找到一家估值或退出价值超过$5B、且种子轮由种子基金领投的幂律公司——Sequoia投了Stripe、Airbnb、Dropbox和Nubank的种子轮；Andreessen领投了Okta、Databricks和Slack的首轮机构融资；Khosla投了Instacart和DoorDash的种子轮；Index投了Robinhood和Figma；Lightspeed投了Snap以及（他认为）AppDynamics。声称拥有专有项目来源的种子基金「大多是在自欺欺人。他们有点妄想」——因此Naimi创办了一家与多阶段平台利益一致、而不是与其对抗的种子基金。
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重新定价的算术：2008年至2011年大约完成了1,000笔种子交易，如果每笔等额下注，光Uber一项就能带来3,000x回报——覆盖整个市场也能形成一支净回报3x的基金。「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覆盖整个资产类别，却得到3x、5x或7x回报」——这证明当时种子资产太便宜，也解释了为什么入场门槛应提高3–5x。按如今约$25M的平均入场估值，全面覆盖市场只能勉强盈亏平衡：「现在你实际上需要比过去更擅长挑选公司。」
所有权是相对指标，而非绝对指标：他从一支$100M基金中拿到5%，而共同领投者从$1.5B基金中拿到15%，后者的穿透式敞口其实是前者的5x。 「人们问我是不是采用指数化策略。我说，恰恰相反。」在基金一期投资的公司中，有94%没有任何一家风险投资基金能提供更高的穿透式持股比例。如今Abstract领投80–90%的交易，并称其种子轮到A轮进入一级机构的毕业率「明显高出一大截」。
这项产品的核心，是降低创始人未来的资本成本：Naimi作为唯一节点，负责整个Series A募资流程——deck、data room、模拟路演、直接引荐GP，所有会议压缩在3天内完成，每晚提供反馈。按他的数据显示，结果是A轮估值位于最高十分位、平均稀释率最低；若公司以$2B退出，创始人可因此多拿约$200M——「我个人想不出还有哪一种VC能提供的增值，能转化成更大的收益。」
2021年的警报是：过去6个月，他投了7家公司，这些公司在几周内以其入场价格的4–5x完成Series A，但基本没有多少基本面进展；而他最新几支基金部署后数月就实现30–40% IRR，按理说此时还应处在J曲线阶段。「这个行业有点喝高了，沉醉于IRR。」至于AI估值本身，他拒绝在3–4年内下结论：20x增长衰减到10x，没有成熟的合理估值倍数；而应用层公司一旦变成基础模型公司的一个功能，也可能一夜之间过时。
继续留在私有市场，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生产力减速器：「早期流动性是加密行业的bug，而不是feature——人们太快变富，于是停止了建设。」 Google上市时，超过100人赚到数百万美元，「其中92人后来再也没人听说过」。如今1–5%的要约收购只能买房首付，而非代际财富——这对公司建设很好，「但从VC回报角度看有问题」；延续基金正成为新兴解法。
艺术世界运行的也是VC机制：四大画廊（Hauser、Gagosian、Zwirner、Pace）是平台基金，小画廊负责早期发现，晋升至蓝筹画廊后价格会翻4倍——「花25%的成本买到，总比按全价买更划算」。杰作在单个艺术家的作品中呈现幂律分布：一场12幅作品的展览里，只有一幅会成为所有人争抢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一幅Picasso能卖$5M，另一幅却能卖$100M。
他的履历本身就是募资故事：24岁时（Chapter 13）破产——此前他自掏资金搭建市场借贷交易所，项目刚好撞上行业崩盘；随后通过AngelList在10个月内完成47笔交易——第一笔联合投资（Ripple）4小时内募得$470k；SPV累计回报约$100M——之后又把管理公司股份出售给一个可能包括Andreessen、Ovitz、Ackman和Sacks在内、设有7年到期条款的财团。如今Abstract管理资产规模略低于$2B。「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说，没钱就不能创办一家VC。」

精读

1. 艺术市场就是刷上油彩的VC：结构相同，毕业交易相同

Naimi进入艺术圈靠的是社交关系，而不是学术训练：导师Michael Ovitz和Stuart Peterson会花「两三个小时带你参观家里」，一路讲解自己的收藏；他想找一个能和妻子共享的爱好——「收藏艺术看起来可以成为我和妻子共同打的高尔夫」。他收藏仍在世的当代艺术家，分成3个世代：60年代中后期/70年代出生的一代、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一代，以及与自己同属28–38岁年龄段的一代。他只短暂使用过顾问，最终得出结论：「大部分工作还是自己做更好。」
他的结构性判断是：任何时点，约50位重要的在世艺术家由四大画廊代理——Hauser、Gagosian、Zwirner、Pace；一旦签约，就进入蓝筹行列，价格能够持续走强，因为这些画廊拥有客户和机构资源，可以「控制这些艺术家的市场」。它们下面，是一批反复出现的小画廊：最先发现这些人才，角色与平台基金用于培育早期项目来源的种子基金完全相同。
交易的关键在于毕业：找到「毕业率」高、能把艺术家送进超级画廊的小画廊，在跃升前买入；「一旦发生这种晋升，价格基本会翻4倍……花25%的成本买到，总比按全价买更划算。」但并非每位艺术家都能毕业——「这时你就得开始运用自己的判断，希望自己的品味是对的。」
艺术市场和VC一样经历了重估：20–25年前，入门级艺术品价格为$10,000，你可以把画带回家看两周，再以低于报价20–25%的价格出价；如今，大画廊手里有75–80位艺术家，而历史上只有10–15位。他每天大约收到30场展览预览，其中一位导师的经验之谈格外刺耳——他「从没买过一幅低于$100,000、最终赚到钱的画」。

2. 杰作在单个艺术家的作品中呈现幂律分布

在那份按收藏形成方式排名的榜单中，得分最高的收藏并不是Cohen或Griffin的。Patrick开了个玩笑，Naimi也表示认同：「能买任何东西时，这就像是一套低IRR的收藏。」真正排名第一的是一名邮差和一名图书管理员：他们在1960年代的周末凭纯粹的眼光购买Pollocks和Rothkos，当时这些作品还没有被赋予价值，后来全部捐给了博物馆。
每场新展览的12幅画里，「大概有一幅极其出色，所有人都会争抢；两幅非常好；剩下的基本就是……画廊觉得这12幅都能卖掉」。大幅升值集中在最好的作品上，这就是为什么一幅Picasso能卖$5M，另一幅却能卖$100M。Ovitz的优势在于纪律性：他也许只有3幅Picasso，「但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3幅Picasso」，而不是接受安慰奖式的次品。
他的价值筛选框架是：艺术周期具有可预测性——「20年前具有标志性的东西，20年后往往被低估，再到30–40年后获得极高估值」。90年代和2000年代公认的标志性作品——Richard Prince的Cowboys和护士系列、Tracey Emin——创作者多为白人男性，如今不再时髦，「对他们作品的需求不高，但这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反向校验则是收藏者基础的厚度：如果一位艺术家的所有藏家都比你年长30–40岁，「那20–30年后会不会只剩我一个人在收藏这个艺术家？」
贯穿两类资产的共同能力，是Ovitz所说的参照系：「你见过的公司越多，就越容易分辨出哪些公司更好。你看过某位艺术家的作品越多，就越容易识别什么才是出色的作品。」杰作的标志是：你「第一眼看上去的第一秒」就知道是谁画的。

3. 画廊赚走最多的钱；身份和博物馆是进入市场的通行层

谁在经济上赢得最多？「画廊。」它们在一级市场销售中拿走50%，之后又把二级交易引回自己手里，再收取15–25%——「一幅画转手几轮后，它们赚到的钱可能已经超过这幅画最初的成本」。商品成本「基本为零」，客单价极高，收入分成50%。Patrick的结论是：「好生意。」
拍卖行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好：表面佣金为15–26%，但遗产出售往往因税务压力必须快速变现，从而引发保底竞价大战——Paul Allen的收藏在拍卖中卖出远超$1B。相互竞争的保底承诺可能把净利润率压到2–3%，甚至造成亏损。Sotheby’s经营100多年后市值约$3B：「是好生意，但不是卓越生意。」
身份不是虚荣，而是基础设施：「艺术家其实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挂在普通人家里。他们希望作品挂在MoMA，让数百万人看到。」画廊偏爱博物馆董事会成员，因为这些收藏最终会进入机构——「这些博物馆的董事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行业的董事会都不一样，因为董事会能打开通道」。Ovitz给Naimi上的声誉课是：拒绝安慰奖，否则「你永远会成为那个只能拿到二流、三流作品的人」。最好的切入点则是在两次展览之间：艺术家悄悄给画廊一幅画，名单上只有「你和另外两三个人」，而不是发给5,000名藏家的艺博会预览。

4. 创立逻辑：多阶段基金才是更好的种子投资人

Naimi把幂律定义为私人市场价值或退出价值超过$5B，随后发现：「如果剔除Uber和Roblox——它们的种子轮由First Round Capital领投——几乎不可能找到种子轮由种子阶段VC领投的幂律公司。」案例包括：Sequoia领投Stripe、Airbnb、Dropbox和Nubank的种子轮；Andreessen领投Okta、Databricks和Slack的首轮机构融资；Khosla投了Instacart和DoorDash的种子轮；Index投了Robinhood和Figma；Lightspeed投了Snap以及（他认为）AppDynamics。
令人不舒服的推论是：「那些声称拥有专有项目来源的种子基金，大多是在自欺欺人。他们有点妄想。很难相信一家只有两三个人的种子基金，在早期项目上的覆盖能力会超过拥有30或40人的多阶段基金。」正面竞争时，多阶段基金在品牌和条款上都胜过种子基金；于是他创办Abstract，「让我的利益与多阶段基金一致，而不是与种子基金一致」。
证明多阶段基金「更接近正确答案」的是定价：大约在2008年至2011年间，市场宣布了约1,000笔种子交易。如果对每笔交易下注同样金额，仅Uber的3,000x回报就足以让整个市场覆盖策略形成一支净回报3x的组合，尚未计入Airbnb、Dropbox和Instagram。「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覆盖整个资产类别，却得到3x、5x或7x回报。」结论是：种子交易的价格底线需要提高3–5x；即便以$25M的平均入场估值，全面覆盖市场也只能盈亏平衡。「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市场：你实际上需要比过去更擅长挑选公司。」

5. 追踪器：6,000–7,000个LinkedIn档案，10个月完成47笔投资

2016年，他逆向拆解了最近几百名由一级机构支持的创始人——「不管好坏，VC本质上都是模式匹配生意」——建立了一套画像：这些学校、这些学位、这些公司、这些职位，以及公司处于这些拐点时的状态。他在LinkedIn上追踪约6,000–7,000名符合条件的人，只要有人把职位改成founder，就会收到推送。他发现：「一个没有拿到融资的种子阶段创始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约到的人。」这很关键，因为当时「我在硅谷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结果是：2016年8月至2017年6月，他完成47笔交易——投了Rippling的天使轮，以每枚4美分的价格投出Solana的第一笔资金，参与Clay、Cherry、Newfront的种子轮，参与Polychain管理公司融资（它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加密对冲基金），之后又投了Avalanche和dYdX。成绩单包括：2个流通市值超过$100B的代币仓位（Ripple和Solana）、估值逼近$20B的Rippling，以及8–9家独角兽；AngelList上的SPV「累计回报接近$100M」。
AngelList解决了整个冷启动问题：他负责找项目、写备忘录，平台负责筹集每一美元。他的第一个联合投资项目Ripple，发帖4小时后刷新页面时已经有「$470,000认购」：「天啊……我不敢相信这真的有效。」经济安排是：向LP收取0-and-20，AngelList因募集资金拿走5个百分点的carry，他保留15个百分点。有整整6个月，他占AngelList全部交易量的1/3。
他靠的是：「非常激进……就是持续不断地推进」，但同时刻意让人喜欢，并且在投资金额上极度灵活——「25,000还是500,000我都不在乎……我让自己足够灵活，以至于别人很难拒绝我。如果你给创始人设置分配额或目标持股比例的硬约束，他们就很容易对你说不。」此外，他每周与硅谷每一位初级VC交流：如果一周内有多人提到同一家公司，他就打电话过去。

6. 24岁身无分文：创办基金前的履历

早期经历完全靠拼劲：伊朗移民父母常说「美国的一切都围绕钱运转——我小时候听得有点太多了」。13岁时借了$2,000开始交易，很快转向衍生品，因为$2,000不够买股票。16岁在West Elm工作时，他利用激励政策不追索的结构，通过追加销售软装来套利——「你见过比组合沙发还高的咖啡桌吗？」有一次，其他所有销售人员都请病假，他独自从早上7:30干到晚上7:30，卸完4辆UPS家具卡车。他做十六岁生日派对生意：自己垫付场地和DJ费用，收门票，再以每晚$50雇来「一群吃药练出来的壮汉」维持秩序，每个周末净赚约$2,000；当铅笔盒装不下现金时，就把钱塞进垃圾袋。
高中毕业年，他通过金融危机期间交易3倍杠杆银行ETF的虚值期权，赚了几十万美元——「好处是它给了我巨大的信心，让我相信自己是天才。坏处是它也让我相信自己是天才。」他没上大学，考取Series 65资格，并于2009年1月用45笔小额资金、约$3M启动一只对冲基金。随后几个月分别亏损37%和51%；2011年8月，希腊危机、连续13个下跌日，而他做空波动率（原音可能含糊），那是「我人生最糟糕的月份之一」。所有人最终都赚了数倍，但他厌恶这份工作：「对冲基金里的反馈回路太紧，你会过快地说服自己是一个好投资人或坏投资人。」
随后是彻底归零：VC们建议他创业，其中包括GV的David Crane——一次尴尬的西装领带会面后给出的建议——「这是给任何人的糟糕建议」。2014年年中，他自掏资金搭建了一个面向市场借贷贷款的二级交易所。14个月后，产品已经准备好，但行业崩盘：Sequoia将Prosper的估值标记至接近零，LendingClub较IPO高点下跌约85%。「我用自己的全部净资产，为一个已经崩溃的行业搭建辅助产品。」24岁时，他以Chapter 13破产收场，并在两年内完成清偿。
他如今反复提起的重新解释是：Core Innovation Capital的Arjan Schütte（可能是他，音频中读作「Aron Chute」）在「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愿意」时给了他一份工作。这是他对「别人对你做过的最善良的事」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LP的Jerry Yang则拒绝让他为破产感到羞耻：「把它当成创业者的荣誉勋章……VC就是把别人交给你的全部东西，投入你所相信的事情。如果失败了，你还可以去Apple或Google找一份工作。」

7. 把管理公司股份卖给财团——带到期条款——并重写组合构建

当时在Founders Fund的Cyan Banister（可能是她）注意到了他，并介绍他认识Kevin Hartz——Xoom创始人（以超过$1B卖给PayPal）、Eventbrite联合创始人、Airbnb投后$3M投资人、Pinterest第一笔资金提供者。Hartz第一次见面后说：「如果你在谁都不认识的情况下都能做得这么好，我很好奇，如果你认识所有正确的人，还会变得多好。」大约3周内，关系链条从Hartz延伸至Chris Dixon和Keith Rabois，再到Marc Andreessen、Michael Ovitz，最后可能包括Bill Ackman、Kevin Warsh和可能的David Sacks。
这家财团在他26岁时买入其管理公司的股权，定价「略低于50」——但附带6–7年的到期条款：「我在7年内做的一切，他们都能分享经济权益；某一天之后，他们就不再拥有任何经济权益。」由于VC真正令人兴奋的阶段「从第9年和第10年才开始」，7年倒计时「根本不算什么」。该条款几年前已经到期，「我很自豪地说，我又重新拥有这家公司100%的权益。」
基金一期于2018年底完成募集，规模$100M，其中约$50M由该财团锚定，其余资金来自Josh Kushner、Matt Cohler、Neil Mehta、Leif Abraham（可能是他）、Dan Rose、Chase Coleman，以及Jerry Yang和Okta的Frederic Kerrest（可能是他）等运营者；机构投资者只有4家——两所大学捐赠基金和两家FOF。
这4家机构理解其中的异端：过去25年，机构投资者一直被「VC必须持有15%」这一规则束缚，而基金规模已经扩大了10–30x。Naimi重新定义了所有权这个相对指标：他在一支$100M基金中稳定拿到5%，而共同领投者在$1.5B基金中拿到15%；前者的持股比例是后者的1/3，但对应基金规模只有后者的1/15——「我的穿透式敞口其实是5x……人们问我是不是指数化策略。我说，恰恰相反。这是你能获得的最集中敞口。」基金全部部署后，在94%的组合公司中，「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VC能给你更高的穿透式持股比例」。

8. 从承担5%税负到领投：多阶段基金的底线是10%

最初的打法是20-for-20：每次把最好的公司介绍给相关一级机构的合伙人——「你拿15%，我拿5%」——他每次都拿到自己的5%，一级机构共同领投，LP也皆大欢喜。随后他开始不满：「我觉得大部分跑腿工作都是我做的，却还要承担这5%的税。」
解决办法是由他领投，同时把多阶段基金培育成共同领投，并测试「我能把多阶段基金的持股比例压到多低，同时让他们不退出、又保持满意」：答案是10%——「如果压到6%或7%，就不值得。他们宁愿等到Series A再投。」验证很快到来：他最初领投的4笔交易中，有2笔后续融资引入Benchmark，1笔引入Sequoia，1笔引入Andreessen，证明他的领投项目并非逆向选择。
如今Abstract领投80–90%的组合，其领投项目「表现远远好于」共同投资项目；按他的数据显示，Abstract「获得一级VC领投后续Series A的概率最高……而且明显高出一大截」。在每年约14笔新增种子交易的节奏下，相当于「每月略多于1笔」。
这台机器为速度和覆盖率而设计：通过3–5次会议和非正式渠道，把「其他基金可能需要两三周」的流程压缩到「两三天」；每周进行18–30场路演（「和我见面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我基本不会拒绝会议」）；每天用30分钟全员讨论当天接触的每家公司。他通过Roelof Botha传承自Doug Leone的一条信条是：「Dumbo ears——你必须什么都听、什么都看。」他也直接反驳前一天嘉宾的观点：覆盖率也许在成长阶段不重要，但「在种子阶段，覆盖率绝对关键……这些公司大多数甚至还没有网站」。

9. 挑选：3类销售能力、稀释敏感度与非本地化转向

「对我来说，投资创始人远胜于投资市场。」创始人的基因组合是商业能力加技术能力；其中商业能力意味着3个垂直领域的销售能力：募资；招聘（「早期创业公司的招聘就是销售」——要说服一名Meta级别、年薪$400k的工程师，相信拿$150k薪水加股权、加入一个「想法的概念」是理性的）；以及销售V1产品——那些「半吊子、坏掉、充满bug、没人愿意付钱」的东西。技术门槛则是：其他工程师真的愿意为他工作，并且具备交付速度——「是6周，还是6个月？」
他最喜欢的筛选问题是：「证明你是杰出的。」这源自Quora上一个关于35岁以上创业者的老问题，回答者包括Reed Hoffman、Marc Benioff和Reed Hastings，而他们创业时都已经取得过成功。「很难让我相信，他们人生中第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会是现在希望我投资的这家公司。」
反直觉的偏好是对稀释敏感的创始人：不是那种「标准的」种子轮募资者，愿意出让20–25%的股份；而是会说「我需要$3M，同时希望尽可能少地出售公司股份」的人。这类创始人在每一个股权问题上都维持同样的标准，在12个月悬崖期前解雇不达标者，最终搭建出的团队规模相对于业绩小得让人吃惊——「极高质量的人才会对公司的效率产生乘数效应」。
关于韧性，他的判断是：「本地化转向会杀死公司。」Poparazzi最初以TTYL的身份获得种子投资，之前已经转型5或6次；上线当天冲到App Store第一名，拿到Benchmark的term sheet，但6周后发现没有留存，创始人没有继续硬撑另一个消费社交产品，而是退回了资金。Vapi最初名为Superpowered，在Naimi投资后经历4年、7次转型，于上线14个月内从零做到ARR数千万美元。Krea（可能是它，最初名为Genverse）也是同样的故事。

10. 赢得竞争：作为唯一节点跑完整个募资流程，这就是产品

他选择修复的痛点，是创始人的Google文档式募资：9位投资人介绍30家VC——激励错位太多，信息泄露太多（「VC只是想收集信息」）。他的替代方案是：「我会成为唯一节点。我会帮你做deck、data room、模拟路演；我会把你介绍给每家机构相关的顶级GP；我们把所有会议安排在3天内；每天结束时，我会收集反馈，看哪些内容真正引起共鸣。」切断信息流迫使VC「真正建立信念」，也让他们更快行动。
交付成果是议价权：更多term sheet，更少稀释。他的数据显示，Abstract拥有最高的种子轮到A轮毕业率、最高十分位的Series A估值，以及最低的平均稀释率。一位创始人在推荐电话中说：相比不在cap table上有Abstract，最终你能多持有10%股份的概率「高出10x」——A轮省下5%，B轮省下3%，C轮省下2%，在$2B退出时相当于多拿$200M。「我个人想不出还有哪一种增值，能让你口袋里多出$200M以上。」最终的验证是：如今一级机构共同领投者会对创始人说，「我们非常乐意让Ramtin来主持这个流程——他们会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Patrick的评价是：「你现在算是这个流程的沙皇了。」
哪些机构能赢下竞争激烈的A轮？「Sequoia、Benchmark和Andreessen……这3家中任何一家发出offer，通常都会赢，除非对手是另外两家。」他引用的一项LinkedIn统计显示：自2015年以来，在公司成为独角兽之前领投融资次数最多的机构中，Andreessen第一、Sequoia第二、Benchmark第五；「考虑到他们的基金规模小得多，这很令人震惊。」护城河在于董事会成员密度：创始人被告知要围绕「未来10年最好的董事」做优化，而这3家拥有那些声名显赫的董事。
Abstract缺少的是品牌，以及个人品牌和公司品牌之间的落差。一位VC曾告诉他：「我每周听到Ramtin这个名字好几次；Abstract这个名字一个月才听到一次。」极少有基金拥有超过1–3名能够独立找项目、竞争并完成交易的合伙人——「这也是VC作为一种资产类别难以规模化的原因」，也是LP希望自己能只投4位GP、而不是16位的原因。他接受的历史批评是：「追逐热度、追逐信号……如果放在6、7年前，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但随着时间推移，我认为我们自己已经成了信号。人们往往会固守旧叙事。」

11. 健康检查：AI倍数尚无定论，种子到A轮被IRR喝高，私有市场流动性是减速器

对AI估值，他拒绝给出轻松的判断：「我其实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太贵了，而且我认为再过3、4年也没人会知道。」一家公司的同比增速从20x降到15x，再可能降到10x，目前没有成熟的合理估值倍数；但与此同时，「应用层公司一旦变成基础模型公司的一个功能，也不乏一夜之间过时的案例」。他的结论是：「尚无定论」；而由于VC的核心是捕获离群值，「为了进入其中一家，你会不惜一切代价」。
他认为真正不健康、并且「非常像2021年」的是：过去6个月里，他有7家种子公司在几周内以其入场价格的4–5x完成Series A——「基本上就是为几个月前投资的同一家公司支付10倍价格，除了多了几个雇员，几乎没有区别」。他最新几支基金「过快」走出J曲线，部署数月后IRR就达到30–40%：「部署期本应是负IRR……这个行业有点喝高了，沉醉于IRR。」
留在私有市场形成了一个飞轮：超级基金之所以能扩大规模，是因为公司的规模也在扩大——如今有12–15家私有公司可以吸收$500M–$1B的支票，同时继续以高于可比上市公司的速度增长。意外的好处是强制保持饥饿感：「早期流动性是加密行业的bug，而不是feature——人们太快变富，于是停止了建设。」1–5%的要约收购买到的只是「房屋首付，而不是$40M和代际财富」。按他的说法，Google的警示数据是：超过100人赚了数百万美元，「其中92人后来再也没人听说过，另外8人都成了VC」。这对公司建设有利，但「从VC回报角度看有问题」，因为没有LP希望以3–5%的分批方式获得流动性——因此延续基金开始兴起。
对LP，他的分类是：「有想象力的，和没有想象力的。」那些支持非显而易见管理人的一期基金的想象力型LP，「表现明显好于」只投资拥有可验证历史业绩的分拆管理人的LP；后者的未来项目获取能力可能本来就被高估。他举的例子是Paula Volent（可能是她）：她曾任Bowdoin捐赠基金负责人、现任Rockefeller捐赠基金负责人，是Chase Coleman的首日LP，也是Josh Kushner的早期投资人，投资委员会主席则是Druckenmiller。她是Abstract的第一位机构LP，而这类投资者的加入「向市场发出了信号：关注这支基金」。

Meta的150亿美元AI豪赌与通往ASI的竞速：Salim Ismail与Dave Blundin 加密货币财库公司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