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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苹果之后,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品牌越来越少|追觅空降回应三大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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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苹果之后,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品牌越来越少|追觅空降回应三大质疑

摘要

  • 追觅真正可复用的护城河,不只是一项马达参数,而是研发、零部件国产化与自建产线组成的完整系统。 它从2015年前后切入高速马达,用约一年半把国内两三万转、国际十万转的参照线推到12.5万转,郭人杰称随后成为全球首个实现15万转的高速马达研发者;录制时已量产18万转、储备20万转,并把首代约50人的产线迭代成无人生产的“黑灯工厂”。郭人杰的核心判断是:“研发加供应链我们有信心一定干到第一名。”
  • 七年技术积累在2020年后被迅速兑现为收入,但需要区分集团与中国区口径。 中国区2021年从零做到3亿元、2022年做到30亿元,录制当年目标约60亿元;节目开场给出的公司整体口径则接近或达到100亿元。其增长解释不是“惊为天人的营销能力”,而是别人做六个月的产品,追觅依靠技术和供应链储备“三个半月就能够上市”。
  • 追觅选择高价,不是为了贴高端标签,而是为了闭合高研发投入—领先产品—高利润—再研发的循环。 郭人杰反问:“为什么全球最好要卖更低的价格?”追觅称其在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都以最高价的方式拿下市场,一款定价高于戴森的吸尘器反而创下公司历史最低退货率,显示价格不敏感的用户更在意“全行业最好的产品体验”。
  • 对“资金盘、不踏实、不扎实”的质疑,追觅用12%研发投入的四等分结构回应。 四个3%分别覆盖行业全部技术、把既有性能做到更优、引入跨行业创新,以及布局割草机器人等未来品类;郭人杰认为,外界“把最后那3%当成了全部12%”,而前9%仍服务于现有基本盘。这是公司口径,不等于质疑已经被财务数据完全证伪,但至少给出了其资源配置逻辑。
  • 追觅没有用价格战换取单品市占第一,而是主动留在中高端并接受“有人干科技,同时有人干普惠”的分工。 录制时其洗地机、扫地机器人均居国内第二,扫地机高端份额约60%、全行业份额约20%,第一名规模约为其1.5倍;郭人杰称,只要降价并提高营销预算“有机会干第一”,但会破坏自身乃至行业的生意模式。
  • 抖音增长的关键不是无上限烧钱,而是把产品、人群和演示做成高频数据实验。 2021年团队抓住抖音电商从白牌向品牌转型的窗口,用“吸泡面”把洗地机复杂参数变成一眼可懂的灾难场景,单日销售从20万元跃升至100万元;前端内容、直播演示和人群三维组合,一周即可筛出方向。流量红利消失后,公司称其把抖音ROI要求推到1:10,而同期行业平均约1:2.5,“到最后就剩下组织效率了”。
  • 真正改变增长质量的是从90%未使用者转回10%存量用户,以可感知创新修复口碑。 X20机械臂针对扫地机无法覆盖墙边约5厘米的已知痛点,从37种方案中胜出,在行业均价3999元时卖5299元,却上市即爆,并迅速在德国成为第一;公司因此实现其所谓“涨价、降费用、规模增长”的不可能三角。其下一步是在录制时预告可跨越五六厘米门槛的机械足,继续解决老用户最熟悉的失败场景。
  • “五到十年成为一家比苹果更厉害的公司”是追觅最醒目的目标,也伴随年轻组织的执行代价。 平均年龄约二十六七岁的团队相信“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要么不干,要么世界第一”,把认错压缩到几秒;代价则包括数据至上的淘汰机制伤害雇主品牌,以及2021年抖音爆发后仅三周卖空、补货需数月的供应链事故。野心是否成立,最终取决于这种速度能否长期转化为产品与品牌,并及时填上组织窟窿。

精读

1. 航天社团的技术积累,最终落在一颗高速马达上

  • 追觅前身是清华学生创业团体“天空工场”。创始人俞浩就读航空航天专业,郭人杰称他是国内首个三旋翼无人机的发明者;今天不少研发骨干仍是当年天空工场中的学弟学妹、学长学姐。

  • 2015年前后,团队给新行业设下两个条件:必须由技术而非价格、品牌或营销驱动;同时必须服务千家万户,“提升每一个家庭的效率和幸福感,最终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清洁电器由此成为航空航天技术商业化的第一站。

  • 当国际品牌约为十万转、国产供应链只有两三万转时,追觅用不同技术路径花约一年半做到12.5万转。2017年技术突破后成立公司,继而进入小米生态链;郭人杰称,追觅随后成为全球首个实现15万转的高速马达研发者。

  • 15万转带来的不只是研发难度:既有国际零部件无法继续复用,团队以苏州为圆心、约100公里为半径重做国产供应链;也因没有工厂能生产,被迫自建产线。产线从约50人操作迭代至无人“黑灯工厂”,录制时已量产18万转、储备20万转。

2. “心脏加大脑”让单点技术扩展成机器人产品线

  • 高速马达先延展出吸尘器和吹风机,算法成熟后才进入扫地机器人。郭人杰的比喻是,马达提供动力和吸力,是机器人的“心脏”;建图速度、避障种类等算法能力则是“大脑”,“心脏加大脑”才构成完整产品。

  • 追觅进入扫地机器人时,石头、云鲸、科沃斯等已深耕多年,iRobot在全球、尤其欧美仍有显著品牌和份额优势。团队看到的机会不是市场空白,而是中国产品已经开始领先,品牌能力却尚未完全匹配。

  • 其产业判断把制造业拆成研发、制造、品牌三环:上一代大致是“研发在美国,制造在中国,品牌在欧洲”;新一代则可能因工程师数量与质量让研发快速回到中国,而供应链本就在中国。苏州承载全球约70%的清洁电器生产,更强化了这一判断。

  • 追觅由此形成一个直接推论:如果研发和供应链能够做到第一,再把品牌做到第一,三环合一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这也是它即使已有小米生态链订单,仍坚持自有品牌的底层理由。

3. 资本给了窗口,小米生态链与先行者补上能力和信心

  • 卫诗婕指出,2017年后硬科技创业迎来资本红利,许多公司容易融资并选择短平快扩张。郭人杰承认追觅同期并非最快,却认为幸存差异在顺序:“研发、供应链、营销、品牌,而不是营销、供应链、研发。”

  • 他把一批新消费品牌的路径概括为拿钱、做产品、砸渠道和营销,再回头补研发与供应链;追觅则先借小米生态链打磨吸尘器、早期扫地机器人和吹风机,也借此理解国内消费者及部分全球市场。营销是产品的放大器,不是产品的替代品。

  • 资本同样解释了为何代工企业过去即使技术不错,也少有人敢做品牌:自有品牌需要长期前置投入。更重要的是榜样效应——华为、大疆先穿越“无人区”,安克、EcoFlow、Insta360等又证明中国硬件可以形成全球品牌影响力。

  • 郭人杰认为,上一代中国出海主要发挥制造和性价比优势;这一代既然已建立研发优势,就自然会问:“为什么全球最好要卖更低的价格?”技术、资本与榜样同时到位,才让自建品牌从豪言变成可执行选项。

4. 高价不是品牌装饰,而是研发循环的财务前提

  • 追觅的内部循环是:投入更高研发、做出更好技术和产品、赚取更高利润,再投入下一轮研发。如果最好产品只能赚较低利润,这个循环会被打断;对消费者而言,“更好却更便宜”本身也会造成认知矛盾。

  • 出海初期,团队先靠产品测评证明性能;第二阶段则发现低价市场已有强大的中国前辈,高价反而留下空间。郭人杰称,追觅在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均尝试以最高价格进入并拿下市场,而非依靠性价比切入。

  • 戴森提供了早期参照:它用高速马达这一单点突破,重塑吸尘器和吹风机,并产生可观利润。追觅既承认其当时的产品体验是行业标杆,也认为电机之外的创新有限,因此把“超越戴森”具体化为马达和产品体验,而非一句品牌口号。

  • 一款吸尘器被刻意定价高于戴森后,退货率反而成为追觅历史最低。调研给出的解释颇反常识:这类消费者只想获得“比戴森更好的吸尘器”,价格不敏感,甚至未必亲自使用;由于时间成本更高,也较少为细枝末节反复退换。

5. 2020年的爆发,是外部红利撞上多年内部准备

  • 追觅并未预判疫情,却已经准备好产品、供应链和市场认知。疫情带来的美元流动性与资本繁荣,加上居家时间增长带来的清洁需求,共同打开窗口;团队在2020年先做海外,验证高价和产品创新的全球化空间。

  • 海外取得阶段性成功后,中国区在2021年618前后真正发力:当年从零做到约3亿元,2022年增长至30亿元;郭人杰称录制当年中国区目标约60亿元,而节目开场给出的公司整体口径接近或达到100亿元。

  • 规模曲线很陡,但郭人杰不愿把它归因于“石破天惊、惊为天人的营销能力”。他的解释是,2017—2019年小米生态链阶段已打磨多个产品线,追觅亮相时带着别人没有的技术、产品和供应链储备。

  • 这种储备直接变成时间优势:同行可能六个月推出一款产品,追觅“三个半月就能够上市”。更短迭代周期让它抓到更多窗口、推出更多新品,并以连续升级“卷动这个行业”;营销红利存在,但“技术跟产品还是我们的底色”。

6. 追觅不只是使用中国供应链,也在提高供应链的技术上限

  • 郭人杰以高速马达说明品牌与上游的双向作用:若没有追觅的需求,中国相关供应链或仍停在两三万转;当公司把技术储备推至20万转,上游也获得相应生产能力,达到十倍级别的提升。

  • 这种升级意味着供应链不再停留在“微笑曲线”最低端,附加值会越来越高,也会吸纳海外订单。扫地机器人客单价则从追觅入场时的一两千元,提高到追觅产品约6000元的平均水平;郭人杰强调,这是多家国产厂商共同迭代的结果。

  • 风险端同样清晰:政局变化和中美关系推动企业布局海外工厂、调整供应链。与此同时,做大的品牌正从代工为主转向自有工厂,以加强成本、产能和交付稳定性的控制;追觅自己的马达产线也是这一路径的早期样本。

7. 12%的研发投入,被分成守住今天与下注未来的四层结构

  • “有效创新”首先是视角转换。To B阶段离客户近、离用户远,产品由客户定义,重点是保质、保量、保成本;转为To C后,这些内部指标不能代替用户体验,必须“让消费者的痛点成为我们产品的起点”。

  • 追觅称每年投入约12%的成本做研发,并拆成四个3%:第一个覆盖行业已有技术,避免遗漏;第二个把每项性能推得更优,例如吸力从一万做到一万二、噪音从60降到56;第三个把无人驾驶等跨行业技术引入清洁场景;最后一个布局割草机器人等未来品类。

  • 这也构成郭人杰对“追觅像资金盘、不踏实、不扎实”的回应:“大家把我们这个3%当成我们12%。”他的口径是,前9%仍围绕现有行业的覆盖、性能和创新,外界在PPT里看到的跨行业野心只占最后3%。

  • 对应的“四维研发法”是对标并超越行业最好、拓展新功能、跨行业创新、颠覆品类。追觅承认初入一个行业时会先做相对同质化的产品进入市场,但长期必须转向消费者能感知、愿付费的创新。

8. 不争单品份额第一,是追觅对价格战的主动取舍

  • 卫诗婕的挑战很直接:既然吹风机和扫地机器人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国内市占还不是第一?郭人杰给出的数据是,洗地机在2021年底已到第二,2022年从十几个点升至二十几个点;扫地机从约5%升至约20%,但头部对手规模仍约为其1.5倍。

  • 追觅在高端扫地机市场约占60%,全价位市场却只有约20%,原因是高端盘子更小。若要拿下总量第一,它必须补齐低价位段并增加营销预算,也就是主动发起价格战、抢夺已有品牌心智。

  • 团队最终“刹住了车”:价格战一旦启动便难以收尾,可能同时破坏追觅自身和全行业的生意模式。郭人杰把科技普惠拆成两种角色——“有人干科技,同时有人干普惠”;追觅选择持续做最好技术,让其他企业负责降本和普及。

  • 他仍保留了进攻性表述:如果决定降价、砸钱,追觅“有机会干第一”。同时,卫诗婕又从跨品类口径重新定义第一——追觅称自己是唯一一个同时做起扫地机和洗地机两个品类的品牌,因此从品牌整体来看是清洁行业第一名。

9. “吸泡面”把复杂产品优势压缩成一秒钟的视觉证据

  • 2021年6月,抖音电商正从白牌向品牌转型,家电当时仍很小;追觅把它视为后进品牌的弯道。洗地机又是适合直播的新奇品类:吸尘器的效果消费者早已熟悉,干湿垃圾一步清洁却需要强烈、直观的演示。

  • 团队测试吸水、头发、猫粮、牛奶等场景,最终找到“吸泡面”。泡面洒在地上是人人能理解的家庭灾难,传统扫把、拖把处理既麻烦又“不体面”,洗地机一秒吸净便无需再解释吸力、干湿垃圾一步清洁等参数。

  • 选中该场景后,单日销售从约20万元跃升至100万元,直播间一天可能反复吸约200次泡面。郭人杰把方法概括为三维测试:前端内容、直播间演示与目标人群同步组合,一天测数个方案,一周即可筛出高转化角度。

  • 起盘用户也推翻预设。团队原想找“精致妈妈”,结果都市中老年效率更高:他们刚开始在抖音购物,又分不清添可与追觅;追觅因此不执着于预设画像,“就是找哪个人群效率更高”。

10. 渠道红利消失后,营销竞争变成算法与组织效率的拉扯

  • 当所有品牌都开始“吸泡面”,视觉创意迅速商品化,流量价格随之上涨。郭人杰说:“一开始找红利的时候,效率都很高;等到大家全进来了之后,这个效率就无限低。”最终优势只剩持续试错与组织响应速度。

  • 他形容字节算法仿佛知道产品毛利:如果品牌最初可能有约30个点的ROI空间,算法便逐渐把出价推到接近这一水平,达到约1比3的ROI;品牌撑不住时略微放宽,新高毛利产品出现后又重新收紧,形成不断被平台“算明白”的拉扯。

  • 对外界所谓高举高打、甚至“一年亏20亿元”的说法,郭人杰称数字与当时收入体量都不匹配,承认有亏损但“真的就是很有限”。追觅给出的自述是,去年内部要求抖音ROI达到1:10,而行业平均约1:2.5,借极高目标倒逼团队继续找内容和人群效率。

  • 卫诗婕援引家电营销的“囚徒困境”:毛利下滑时,品牌仍不得不增加流量投入换份额,最终出现增收不增利。郭人杰把追觅的解法归结为产品——用户理解并愿意付费的创新,为降低营销费用创造空间。

11. X20机械臂把产品变成“涨价、降费、增长”的杠杆

  • 郭人杰称追觅去年完成了一个反常识组合:产品涨价、营销费用下降,同时市占率和规模增长。常规销售答案往往是“降价加钱”,追觅把这次结果称为“不可能三角”,并把关键归因于真正从To B转向To C。

  • 用户访谈显示,扫地机为避免磕碰,会在距离墙边约5厘米时转弯;桌椅腿、沙发底等复杂环境进一步放大死角。郭人杰称,一些家庭最终有百分之三十几的面积清洁不到,这是老用户已经明确知道的痛点。

  • 团队围绕贴边清洁做了37种方案,包括突出机身、可挤压变形的异形抹布,以及靠“扭屁股”把抹布送到墙边。消费者担心前者把污水挤到墙上、后者增加磕碰,最终选择识别墙边后伸出约5厘米的内置机械臂。

  • X20在行业平均客单价约3999元时定价5299元,618前后上市即爆,两个月后进入欧洲并很快在德国成为第一。直播时甚至无需演示完整清洁,只要把机器倒过来展示机械臂和抹布,用户便能立刻理解价值;创新同时提高售价和营销效率。

12. 渗透率的突破口,不是90%的旁观者,而是10%的老用户

  • 团队最初接受行业共识:扫地机渗透率约10%,只要询问其余90%为何不用并解决痛点,市场就可能增长十倍。但反复调研后发现,非用户提出十个、二十个理由,即使逐项解决也未必购买。

  • 真正的阻力来自已使用的10%:早期单机扫地机器人会乱撞、被门槛困住,老用户的口碑持续传出“不好用”。对一个至少3000元的家电,潜在消费者必然参考朋友和网络口碑,于是90%的不购买可能是10%差体验的外溢。

  • 追觅因此改为“不是卷那90%,应该回来卷这10%”:先让旧用户愿意买第二台,并主动传播产品好用。录制时预告的下一款产品带有机械足,可跨越约五六厘米门槛,目标正是解决机器人进不去阳台、出不了卫生间等旧痛点。

  • 郭人杰称国内与海外需求差异暂时没有想象中大,国内验证成功、品质和交付稳定后,一两个月即可出海。共同趋势包括功能集成、解放双手,以及宠物家庭、30至50平方米独居住宅等更细的人群需求。

13. B站证明年轻用户既愿付钱,也愿为中国技术背书

  • 追觅进入B站时遇到两种质疑:年轻人没钱,买不起3000元家电;年轻人沉迷二次元,“不务正业”。年轻团队的反驳很朴素:用户能花3000元买手办,也可能买扫地机器人。

  • 更重要的是成长环境。郭人杰认为,B站用户更习惯“平视世界”,相信中国科技有能力做到最好;同一条内容发到视频号,评论常质疑抄袭和吹牛,发到B站则更容易得到“一键三连”和对国产技术的主动支持。

  • 追觅先用硬科技故事、拆机和原理演示完成从零到一,随后放弃由品牌完全控制表达。B站高度圈层化,团队不可能理解所有社区,因此只告诉UP主想传达的卖点,把最终叙事交给真正了解受众的人,“相信UP主的力量”。

  • 最好的一条案例是W10合作视频:UP主用酱油在地上画《清明上河图》,风干一夜后让扫地机一遍拖净。观众既看到拖地效果,也被创作本身吸引;视频在热门榜停留约一周,并带来七八千台销量。

14. 大模型让扫地机从清洁工具变成家庭移动终端

  • 追觅在约一年半前已支持“你好追觅,开始清洁”一类基础指令;与百度合作接入“追觅GPT”后,目标是理解更自然、带情绪的语言,例如“你给我好好清洁一下这个地方”,再自动拆解为多拖几遍、提高湿度和吸力。

  • 更长期的价值不只在语义交互。音箱是固定终端,人在卧室时未必能控制客厅设备;扫地机器人却是家中少数持续移动、同时拥有音箱、摄像头和双向语音能力的终端,因此可以承担清洁之外的机器人功能。

  • 带视频与双向语音的产品可用于查看家中老人或宠物,减少另行安装摄像头的需求。录制时即将正式发布的“一键寻宠”会让机器人主动在家寻找猫,主人可实时查看并语音互动。

  • 郭人杰认为它长期有机会成为“家庭管家”,但把公司愿景放得更宽:追觅最终想成为科技生态,机器人只是其中一部分;目标是在尽量多的行业持续提供最好的技术,而非永远停留在清洁电器。

15. 追觅学习百家之长,但拒绝把成熟流程原样搬进年轻组织

  • 早期追觅机械学习过华为的IPMS、IPD和“五看三定”,很快发现流程会拖慢快速迭代。团队转而研究华为不同阶段:今天要求每款产品都是大爆品、大精品,但早期同样经历过“小步快跑”,应学习适合当前阶段的部分。

  • 它从华为学习高端化和出海,从小米学习智能生态,从美的学习家电渠道、代理商管理和战斗型组织,也研究理想汽车如何打造大爆品。郭人杰称之为“吸纳百家之长”,而非寻找一家可以完整复制的公司。

  • 创始人俞浩被形容为学习速度极快,会深度体验产品,甚至“愿意跟这些产品一起睡觉”,同时快速掌握营销、销售、供应链与出海。团队平均年龄约二十六七岁,年轻既让他们贴近用户,也让“不相信规则”成为组织习惯。

  • 郭人杰回忆,自己担心只上过一年班时,俞浩回答:“我一天班没有上过”,并预言没上过班长期会成为好事。缺少既有经验使承认错误更容易——一个决策错了,不必层层论证,“就是两秒钟的事儿”。

16. “比苹果更厉害”的野心,必须连同年轻组织的代价一起看

  • 卫诗婕感叹,苹果之后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品牌越来越少;郭人杰回应,这几乎碰到了追觅的内部目标:“我们觉得我们五到十年要成为一家比苹果更厉害的公司。”

  • 追觅最想复制的是苹果把技术成功商业化,并把一代代产品领先转化为品牌信仰的能力。其推演是:今天能在一个领域做到最好,未来就可能在五个乃至更多领域做到;若持续提供领先技术,也有机会沉淀自己的超级用户池和品牌体系。

  • 支撑这种野心的是“世界是个草台班子”的年轻人信念。郭人杰称,领先二十年往往只是资源更早到位;如果找到更高效路径并付出数倍努力,后来者便可能快速追上。“要么不干,要么世界第一”曾被来访客户嘲笑,如今仍挂在公司内部。

  • 他也主动披露代价:只看数据、不问学历背景的淘汰机制,为年轻人提供巨大杠杆,却伤害了雇主品牌;被淘汰者自然会认为组织缺乏人情味。追觅承认这种负外部性存在,也表示能够理解相关评价。

  • 更具体的教训发生在2021年:当时中国区月销约800万至1000万元,只备了约3000万元货;抖音突然做到日销100万元,三周便卖空,而硬件备料原需三个月。卫诗婕举例称,原本3个月才有货,后来可压缩到约两个半月或两个月;但爆发仍被迫中断,直到2022年初才再次起来。郭人杰的结论是,年轻人的冲劲必然会“冲出一些窟窿”,关键在组织能否迅速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