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下AI竞赛 第二部分：副总统 JD Vance
摘要
- Vance预计，“大而美法案”为ICE补充更多资源、法院裁决接连获胜后，遣返速度将会加快。 但他认为，净移民数才是衡量经济影响的关键指标，并预计2025年将出现“50或60年来”首次净负移民，拒绝大赦，称：“没必要把整个经济建立在非法劳工之上。”
- 政府押注的核心增长路径，是用自动化和国内生产率提升替代进口廉价劳动力。 Vance称，美国对提升生产率的技术投入不足，或许在软件上的暴露度过高；他以农业自动化，以及ATM普及后银行柜员数量反而增加为例，说明技术可以改变工作，而非简单消灭工作。
- 谈到AI，Vance希望美国对抗欧洲式的安全主义、插下自己的旗帜，同时保留消费者保护、隐私和反审查保障。 他认为，过度恐惧会让社会承受AI的问题，却享受不到其上行空间；真正的收益包括就业、生产率提升、用更少土地生产更多粮食，以及建立在“美国技术栈”之上的世界。
- 中国既是标尺也是市场：保护关键知识产权，销售美国制造的产品，同时避免把竞争变成替代建设本身的借口。 Vance认为，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仍然最好，但不能因此停步；他还提到，一位盟友曾提出在欧洲之外建立类似NATO的技术与安全联盟，但方案尚未成熟。
- Vance最担忧的就业替代风险，是科技公司声称劳动力短缺，却同时出现大学学历STEM就业率下滑这一明显矛盾。 在Chamath指出大科技公司裁员与海外签证申请并存后，Vance称自己几周前才看到一篇文章，可能与Microsoft有关，据他理解涉及9,000人裁员，并且“还没有和Microsoft谈过这件事”。
- Vance称，政府正在那些工业或技术基础不能战略性衰退的领域，推动有针对性的公私合作。 他的参照系是1940—60年代：私营部门负责具体执行，政府围绕基础研究、武器系统和登月等明确目标提供支持；他承诺，未来3年半还会推出“多得多”的类似安排。
精读
1. 净移民，而非遣返新闻标题，才是Vance的计分牌
Jason重新抛出他的“夹心三明治”式追问：为什么遣返进度还没有更快？Vance认同右翼阵营的不满，但将原因归结为法院阻拦，以及直到大约1个月前ICE资源不足；“大而美法案”落地、法院裁决获胜后，进度应该“加快一点”。
Vance拒绝拿遣返总量与Biden时期比较，因为遣返1名非法入境者，统计上同时产生加1和减1：“我不是数学专家，但我相当确定那等于0。”他预计，2025年将出现“50或60年来”首次净负移民数。
针对执法会拖垮经济的警告，Vance称通胀已经降温，住房成本也出现见顶迹象；他认为Zillow显示住房成本过去12个月上涨8%，而Biden任内普通家庭的按揭成本接近翻倍。
Jason反驳称，执法的“方式”过于激进，尤其是在洛杉矶；对于已经在餐馆或农场工作多年的劳工，社会或许应当给予同情。Vance则态度强硬：“我们不会实行大赦。”他更倾向于用自动化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并反驳称执行边境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同情——因为这能打击他所称的贩毒集团、寻找失踪儿童、遏制性交易，同时保护合法居留者。
2. 美国将拥抱AI风险，以获取AI上行空间
Vance将自己在巴黎的演讲定位为一次“插下我们的旗帜”的机会：美国已经受够了过度监管，也受够了对未来持续不断的恐惧。他认为，欧洲的焦虑可能带来“只有问题、没有收益”的最坏结果。
他的立场并非绝对化。消费者保护和数据隐私仍然重要；AI公司也不应重演Big Tech在2020—21年间的做法——一边窃取用户数据，一边以后来被证明属实的说法为由审查大批美国人。
Vance对AI的正面叙事既宏大又具体：AI应当创造就业、提升生产率；农业则可以“用少得多的土地生产多得多的粮食”。他将技术驱动的增长与进口廉价劳动力相对比，称后者是“一条死路”。
3. 中国是标尺，但一位盟友提出了美国技术联盟构想
Vance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中国科技产业是唯一一个“正在敲门”的主要竞争者，尤其是在AI领域。他表示，美国在硬件和软件上仍然领先；但如果美国把自己监管到停滞、让中国追上来，责任就在“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和他们的“愚蠢政策”。
因此，贸易政策需要双线处理：出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担忧，限制向其提供某些关键技术和最先进技术；同时争取进入中国市场，销售美国制造的商品。“我们希望把美国制造的产品卖到中国”，但不会交出关键知识产权。
一位规模不大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盟友就在前一周提出，希望在欧洲之外建立类似NATO的框架，共享美国技术栈和某些武器的使用权。Vance强调，自己尚未就此与Trump讨论。他将这一方案与中国的“一袋子钱”相对比，称后者可能附带债务奴役和新殖民控制；他还认为，地区盟友应当对自身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4. 自动化可能提升生产率，但招聘算术令Vance担忧
Jason给出了就业替代的案例：每辆自动驾驶汽车可能替代4名司机，而一台Optimus或其他人形机器人可能替代5至6个工厂岗位。Vance更为乐观，但并非绝对乐观：劳动生产率停滞说明美国对技术的应用仍然不足——或许在软件上的配置过多，却没有充分接触能够提升实际生产率的技术；而ATM最终与银行柜员数量增加同时发生，只是这些岗位的工作内容有所变化，生产率和薪资也有所提高。
他新的担忧，是科技公司声称劳动力极度短缺，但大学学历STEM毕业生的就业率却在下滑，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个算术让我有点担心。”在Chamath指出大科技公司裁员与海外签证申请同时存在后，Vance称自己看过一篇文章，可能与Microsoft有关，据他理解涉及9,000人裁员。
Vance强调，自己“几周前”才了解到这个问题，也不确定Microsoft是否就是那起9,000人裁员的案例，并且“还没有和Microsoft谈过这件事”。
Chamath随后扩大了讨论范围，称4年制大学路径可能让人背负10万美元债务，并追问在AI转型期间应当用什么替代这条路径。Vance认同大学体系已经失灵；他结合自己在Yale的经历表示，大学应当鼓励辩论和“自由思考，哪怕是危险的想法”，而不是因为学生偏离奥弗顿窗口就施加严重的社会和就业成本。
5. 战略产业正在让公私合作回归
Chamath询问，国防部与一家拥有美国境内稀土矿的美国公司展开合作，旨在把采矿、制造和完整供应链全部带回美国，这究竟是一次性安排，还是未来AI及其他国家战略重点的模式。Vance回答称，政府正在对核心产业、技术和武器系统采取“非常具体的视角”。
他援引的先例是1940—60年代：私营企业负责自己擅长的事务，政府则设定明确目标，并推动基础研究、原本无利可图的武器系统以及登月项目。政府上任6个月后，Vance承诺未来3年半还会有更多行动：美国不再允许自身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