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 Lu
观点集合
第36届格雷厄姆与多德年度活动:Li Lu ‘96、Himalaya Capital 创始人兼董事长
Li Lu 将财富定义为对全球购买力的持有,并通过以有利价格买入优秀企业、长期分享其价值创造来积累财富。他指出,AI 的持续成本和资本需求不会消失,人类必须保有控制权;资本集中于龙头,也可能让被忽视的企业显得便宜。在中国,半导体限制帮助国内厂商改进,但房价下跌严重削弱居民财富与需求;Li 预计股票最终会在居民财富中发挥更大作用,具体时间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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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Lu 将财富定义为对全球购买力的所有权,这种财富通过长期创造价值的企业逐步积累。 他的框架融合了 Graham 的企业所有权、独立于市场和安全边际,Buffett 的能力圈,以及 Munger「去鱼多的地方钓鱼」的建议。Himalaya 的做法是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以有利价格买入优秀企业,并长期持有,分享它们创造的价值。
- AI 的实用价值并不能消除其持续成本、资本需求和对人类判断的依赖。 Li 将这项技术称为「颠覆性、危险、破坏性强且成本高昂」,并反对最终走向「上帝的 IPO」这类投资叙事。他主张让人类始终参与决策,尤其是在递归式自我改进过程中。Santos 认为,能熟练核验 AI 输出的人将获得稀缺的经济租金;Li 大体认同,同时强调其中还有细微差别。
- 市场集中度上升,可能为那些被追逐龙头的投资者忽视的企业带来机会。 Santos 指出,Nvidia 的市值约相当于 GDP 的 15%,而历史上最大公司的这一比例为 2–4%。Li 对比了 2010年以来16年里标普年化约14–15%的回报,以及2000–2010年间接近零的回报:合并来看,回报回到高个位数。他的结论是,投机热情愈发高涨,反而可能为保持理性的投资者拓宽机会范围。
- 中国工业升级的同时,居民财富与信心大幅收缩。 Li 表示,典型中产家庭净资产的70%与住房相关,住房按揭杠杆约为50%;此后全国房价下跌约40%,使家庭财富缩水60–70%。因此,居民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并偿还债务。他估算储蓄存款达到165万亿元人民币,约为 GDP 的120%,而内需增速已放缓至接近零。
- Li 投资中国时的核心问题是:一家企业本身是国家目标,还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成本。 「成为国家目标的成本,一点也不好玩。」他认为,半导体限制给国内厂商带来了足以支持其改进的订单,制造业也在向更高端迈进。他预计,随着房地产在家庭财富中的占比下降,股票最终将在居民财富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
- Li 预计,商业相互依存将延续至当前正在重塑的地缘政治秩序之后。 退出共同市场会牺牲效率、专业化和贸易伙伴准入,而贸易壁垒只会让商业活动改道,经由第三国继续进行。半导体供应链体现了支撑他所说「战略稳定」的相互依赖。各国可以激烈竞争,同时也有维护这种稳定的共同利益。
- 价值投资需要有耐心的合作伙伴,也需要能承受跑输市场的投资心态。 Li 警告,若要求每年、每季度乃至每个月都取得好结果,投资者很容易变成投机者。保护下行风险,首先要理解自身认知的边界,再逐步拓展。他的复利原则是「别把已有的东西弄丢」,这一原则不只适用于资本,也适用于知识、关系、智慧和健康。
Li Lu: Global Value Investing in Our Era (2024-12-07) | 李录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2024年12月7日
中国处于工业起飞后的“2.5阶段”:消费约占GDP40%,储蓄率约50%。关键在于把储蓄转化为消费、风险资本与信用,香港的法治、纠纷解决机制和国际信任仍是未充分利用的资产。价值投资仍须依靠安全边际,选择能长期复利且不借债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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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录把中国当前的困境定义为工业起飞后的“2.5 阶段”,而不是中国独有的终局性危机。 16—24 岁青年失业率约 20%,80%—90% 的就业由非国有部门和个人提供,房地产仍占家庭财富约 60%;供给侧政策应对不了需求侧收缩,于是消费信心、民企信心和官员激励同时走弱,“卷”成为通缩环境下的极度竞争。
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关键的经济指标不是一次刺激的力度,而是个人消费占 GDP 的比例能否从约 40%持续上升。 储蓄率已由 40%升至约 50%,大量资金滞留于国有银行体系;印度消费占比约 60%、美国超过 70%,李录因此把“自发的、原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设为现代化的 KPI,并认为消费者、企业家、官员、外资和国际关系中的任何节点都可能成为点燃全链条的“可以下蛋的鸡”。
现代资本市场的核心产物不是资金,而是信用;香港则是中国已经拥有、却尚未充分利用的制度资产。 从威尼斯、荷兰到 1688 年后的英国,金融体系把普通储蓄者的小钱汇成长期生产力;香港兼具法律、纠纷解决机制、专业中介和国际信任,但“信誉、信用体系积累起来需要很长时间,打破它却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若独立性继续受损,后果不可估量。
许多政策困惑源于农业文明留下的静态观念与现代经济复利增长之间的错位。 土地曾决定生存空间,如今市场规模与技术、人力、资本的流通更重要;“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区分也已失真——俄乌战场约有一两百万架战斗无人机由游戏玩家操作,英伟达 31 年未生产一片晶圆,却成为游戏、云计算和 AI 的基础设施。
价值投资真正守护的不是现金、土地或某个静态数字,而是投资者在其消费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占比。 “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全球投资人应在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持有最有创造力的公司,个人则要在自己实际消费的地方保持购买力,因此短期宏观波动不应替代对具体企业的判断。
价值投资并非只能在稳定年代奏效,它恰恰诞生并成熟于大萧条、战争和金融危机。 格雷厄姆曾在 1929—1932 年损失 70%,凯恩斯在战火前线管理国王学院基金,邓普顿在 1939 年买入全部低于 1 美元的股票;李录经历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多数市场下跌 70%以上,最惨烈者超过 90%,但“那时的市场可谓遍地黄金”。
真正稀缺的不是发现短期低估,而是理解并守住能够长期复利的“圣杯”公司。 李录持有比亚迪 22 年,其间股价至少七八次下跌 50%以上、一次下跌 80%,销售额却从 10 亿元增至近 1 万亿元;卖出的理由主要是发现错误、出现更优机会、极端泡沫或被迫应对赎回,而“不借债”让投资人能够承受组合下跌 50%的考验。
六条原则最终汇成同一个动作:在能力圈内,到“有鱼而且人少”的地方,以安全边际买入企业所有权并长期学习。 市场先生只提供服务、不提供指导;价值投资者通过价格发现把储蓄连接到最有生产力的企业,并非从交易对手身上攫取零和收益。“投资就像钓鱼,第一条,要在有鱼的地方钓鱼;第二条,千万别忘了第一条。”